人类学家集锦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年轻时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年11月28日－2009年11月1日）法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结构主义人类创始人，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

人类学家集锦

结构功能主义之父。生于1908年11月28日 ，法兰西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人类学家。青年时代爱好哲学，醉心于卢梭、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嗣后致力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达50余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巴西考察当地土著社会多年。40年代旅美期间钻研英美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陆续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自1959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一般称其为列维·斯特劳斯，与马凌诺斯基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 1908年11月28日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犹太画家，后来随家定居巴黎，在巴黎读完中学与大学，直至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青年时代爱好哲学，醉心于卢梭、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在巴黎大学主修哲学与法律。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列维·斯特劳斯到巴西圣保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对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做了实地调查。后发表《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1948)、《亲属的基本结构》(1949)、《忧郁的热带》(1955) 等重要著作。 20世纪40年代旅美期间钻研英美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 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与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雅各布森在纽约邂逅，斯特劳斯向雅各布森请教学术并跟随一起工作。他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任教，并在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与萨特激烈辩论，自1959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对于此后法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他的影响波及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历史等诸多领域。主要著有《结构人类学家》（1～2）、《神话学》（4卷）、《野性的思维》等。

生平年表

1908年11月28日生于布鲁塞尔，父亲Raymond Levi-Strauss是位专画古典派肖像画画家，日后对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绘画以及对立体派的讨论承担了启蒙和对话者的角色。母亲Emma Levy。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复姓里的levi－是爷爷的姓氏，strauss来自祖母家族的犹太姓氏。父亲始用levi-strauss，日后，犹太血统导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被迫逃亡纽约躲避纳粹迫害。 1909年全家回迁巴黎。高中在巴黎名校昂松-德-萨意高中（Lycee Janson-de-Sailly）学习。 1924-25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6、17岁时在家族比利时旧友、社会主义者指点下深入阅读了马克思著作，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后来担任过社会主义者学生联盟的总书记。1920年代后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父母在瓦莱豪克附近购买了一座别墅。这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少年远足以及后来还是研习地质学的地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号称迷上了三位情人：地质学的地层构造、马克思的社会构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构造。

1926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8岁时参加了进入“高师”的预科班，但最终没有申请高师（高等师范学院最早的那所成立于共和三年，后来发展出5所） 1927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进入巴黎法学院，并同时在索邦大学兼修哲学课程。他的导师里包括Leon Brunschvicg（布伦什维格研究斯宾诺萨）, Georges Dumas, Jean Laporte, Leon Robin, Louis Brehier（当时著名的科学理性主义学说代表）, Celestin Bougle（研究印度种姓制度的专家）。后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硕士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的导师就是Bougle。1927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拿到了法律学位证书。 1928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20岁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证书。准备参加法国哲学的最高学位之一的哲学教师资格（agregation）考试，通过考试后就可以获得在所有法国公立学校任教的资格。同班同学里，就包括的梅洛-庞蒂和波伏瓦（Simone de Beauvior）。同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遇到萨特密友之一的Paul Nizan。此人娶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表妹，正是通过Nizan，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第一次知道了人类学调查是怎么回事情。 1930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批判涂尔干“犯了一个错误，把属于偶然性范畴的社会拔高到普遍性的范畴。。马克思把社会重新放入历史当中去考察，而且阐明，并非社会结识了其余一切，而是其余一切解释了社会”。 1931年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同一批通过考试的人里还包括Ferdinand Alquie（日后法国著名的笛卡尔专家），Simone Weil（著名的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 1932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服兵役。迎娶第一个妻子Dina Dreyfus。第一次在法国西南的Mont-de-Marsan高中教书，曾参选该大区的社会主义者选举，但出了一次小车祸。 1933年前往法国东北的Laon任教。厌恶了高中教育，阅读了Lowie的《原始社

会》，看到了新的方向。 1934年秋天，之前的老师、当时成了高师主任的Bougle打电话给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推荐他去申请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的教职席位。这所巴西的大学，正是精神学家George Dumas所领导的法国援外项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曾是Dumas 的学生，也获得了这个机会。 1935年2月从马赛出发途经巴塞罗那、卡迪兹、阿尔及利亚、卡桑布兰卡、达喀尔前往巴西。途中写下了著名的《日落》。本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准备写小说的，日后成了《忧郁的热带》的素材。他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教程一直持续到1938年，在那里，他教授自己对于孔德和涂尔

干的理解，引来同仁们的排挤。最终，是在Pierre Monbeig和Fernand Braudel的力挺下，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保住了职位。这也是日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跟布罗代尔、他的人种学和年鉴学派之间关系微妙的开始。在这期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和妻子利用假期开始为巴黎人类博物馆和圣保罗市政府到巴西腹地去采风，收集土著物件。这次采风，他开始了研究Caduveo和Bororo印第安人。《忧郁的热带》主要记述的就是这一段的田野调查活动。是在实践中，克劳斯自学了人类学调查。 1936年冬天返回巴黎，法国人类博物馆展示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带回的展品。这一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有关博洛洛人的文章发表，引起人种学家Metraux和Lowie的关注。这才是日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进入美国人类学圈子的开门砖。 1937年在巴黎，准备回巴西采风。展览收到效果，人类博物馆和科学研究院都准备赞助。 1938年返回巴西。在Cuiba，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组织了一个团队（15头骡子、30头牛、15个车夫）。科考团成员包括Dina Dreyfus,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里约热内卢博物馆的Luis de Castro Fara，医生Jean Vellard。途中见到Tupi-Kawahib，进入Machado村庄。 1939年年初返回法国，展出收藏，和第一任妻子分手。法国已经卷入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1940年6月14日法国投降），他被调入电讯部，并接受过培训，成了一名联络官。 1940年在德军进攻下，随军撤到波尔多地区，靠近西班牙边境。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Cevennes 见到逃难的父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想去Montpellier的国家教育部那里去担任哲学教授。同年，阅读到上一年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临终前发表的《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一书，开始对于亲缘关系产生兴趣。 1940年9月，曾去过vichy 的国家教育部去谋职，去核准之前已经获得的巴黎亨利四世高中的教职，被告知因为是犹太后裔的关系，不能送他回巴黎。后在美国友人Lowie， Ascoli，Metraux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逃亡美国。 1941年2月从马赛出发，同行者里包括了Anna Seghers, Victor Serge, Andre Breton。这也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法国艺术圈里的超现实主义产生瓜葛和恩怨的契机。在纽约时，住在格林威治村11街上，与控制学学者商农（Claude Shannon）同楼，并用英语写作，发表了《Nambikwara人的家庭和社会生活》。通过布列东，结识了杜尚、max ernst等流亡艺术家。其中，ernst一直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好友。而ernst的画作就是collage.这一年，他再次遇到Metraux, 回见了lowie和Kroeber（克虏伯最后也是死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怀抱），见到了已经退休30年的Boas （Boas 最终是在一次酒会上死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怀抱的），见到了Rivert, Benedict, Linton。 1942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授人种学的课。同年，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介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识了著名的俄罗斯裔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这对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日后的学科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各布森在学院的授课后来结集成为《关于声音和意义的6讲》。雅各布森也出席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课，特别是有关亲缘关系，这些研究成为了1948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博士论文。 1943年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开始了人种学文献阅读，并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 1944年在纽约的Bernard college 任教，被法国文化关系处召回法国。 1945年再

与同学梅洛庞蒂，讨论萨特存在主义。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哲学已经死亡。文化参赞的身份返回美国华盛顿法国大使馆。常驻纽约。与Rose-Marie Ullmo结婚，育有一子Laurent 。此间，接待了大量法国名人，比如波伏瓦、卡缪等人。 1947年返回法国。 1948年短暂担任科学研究国家中心的主任一职，以及法国人类博物馆助理馆长一职。并在索邦，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这一年，在Koyre的家里遇到拉康。 1949年《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出版。该书既确立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地位，也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西蒙妮波伏瓦在《现代时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巴特耶也发表了评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40年后说，这本书野心勃勃。同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被邀去申请法兰学公学院职位（常被译成法兰西学院，其实早了法兰西学院105年），但是没有成功。 195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往印度和巴基斯坦出访；再次落选法兰西公学院职位。但是在杜梅泽尔的支持下，开始在“人文研究实践学院”第5系讲授“无文字民族比较宗教学”。成为主任。 1952年发表《种族与历史》，该文受到某些人的强烈批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现代》杂志山做出反驳。 1953年当选社会科学国际协会的总秘书长。哈佛人类学家Kluckholn委派社会学家Talcott Parsons 到巴黎邀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加入哈佛。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婉拒。 1954年，再次结婚，第3任妻子是Monique Roman，育有一子Matthieu。 1955年，发表《忧郁的热带》。这本4个月一口气写成的书，即刻成为书市中的畅销书，受到普遍好评。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奖Academie Goncourt的评委们甚至遗憾此书不是小说，否则应该授予它最高文学奖。几乎著名作家像Blanchot，Eliade, Orlan,Aron，等都盛赞此书。但是人类博物馆的rivet 与他交恶。同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神话的结构研究》一文。 1958年，《结构人类学》出版。 1959年，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当选社会人类学主席。这个席位以前一直是社会学。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老友梅洛庞蒂的活动。此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加入到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语言学家邦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神话宗教学家杜梅泽尔的行列。 1960年，在法兰西公学院发表就职演说。开创了社会人类学实验室。 1961年，创刊了堪比英国《人类》、美国《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的《人类：人类学的法国之路》杂志。同年，Charbonnier的《对话列维斯特劳斯》出版。这是1959年的对话录音文件。 1962年，出版《图腾制度》与《野性的思维》。这两部著作在法国和其它国家，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里，引起一场重要讨论。 1964年，出版了《神话逻辑学》系列第一卷《生食与熟食》。 1966年，在芝加哥获得人类学Viking 基金会颁发的金奖。 1967年，出版《神话逻辑学》系列第二卷《从蜂蜜到烟灰》 1968年，出版《餐桌礼仪的起源》。同年，从科学研究中心获得金奖。 1969－70年，专注于神话研究。 1971年，出版《神话逻辑学》最后一卷，《裸人》；发表《种族与文化》 1973年，65岁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会下有负责法语的学术院、文学院、科学院、艺术院、负责道德政治的人文院）。出访加拿大bc省。 1975年，发表《面具之道》。在渥太华演讲。 1976年，发表对于Alain Peyefitte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欢迎辞。在电台做了Massey 讲座系列，出访日本。 1978年，发表《神话与意义》

1979年，《面具之道》新版。出访墨西哥，再访日本。 1981年，出访南朝鲜。 1982年，74岁时退休。不再在法兰西公学院教课，但仍担任社会人类学实验室的成员。 1983年，出版《遥远的目光》文集（1971－1983）；第三次出访日本。 1984年，出访以色列；在美国加州各大院校巡讲；出版《人类学演讲集》。 1985年，出版《妒忌的制陶女》，作为《神话逻辑学》的补充。 1986年，第四次出访日本。 1988年，第五次出访日本。发表《告东京人民书》。在80岁生日的时候，出版由Didier Erbon访谈完成的《由近及远》。 1987年，完成有关日本的论文《日本民俗学中的三个意象》。 1989年，巴黎人类博物馆再度做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美洲回顾展。出版《象征和替代物》 1991年，出版了《猞猁的故事》，再次探讨北美神话。 1993年，出版了《看、听、写》。 1995年，出版了《怀念巴西》 1998年，90岁生日。 2009年10月30日，以101岁高龄辞世。 《忧郁的热带》

记载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本书最早出版于1955年，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 的人类学、文学、人类思想杰作。

《野性的思维》

作者在本书的论证中除人类学外，还涉及到了语言学、逻辑学、社会学、

心理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事物的命名与分类方式，结构与事件的关系，自然与文化 的关系，个体名称与一般名称关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历史概念的辨析等等。论述的方式也别具一格，其中哲学的、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语言往往交相并用。此外，尽管我们会在本书文句中不时遇到借自控制论、信息论、逻辑代数、结构语言学等学科中的术语，但它绝不是一本具有自然科学风格的人类学著作，而是一本具有哲学意趣的理论人类学专著。

《结构人类学》

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代表作之一，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同时，这又是作者在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的汇编，每章都可独立成篇。本书只选译了其中与文艺关系较密切的三编：《宗教与巫术编》、《艺术编》和《神话与仪式编》。《巫术与宗教编》研究的不是巫术宗教与文艺的关系，而是巫术的结构，它发挥功能的机制和效应，还有宗教神话的结构，非常著名的俄狄浦斯神话分析就缘于此。在《艺术编》中，列维-斯特劳斯力图解释在时间、地理上相距遥远的四种原始艺术之间的相似。《神话与仪式编》则给出了神话的共性。

《图腾制度》

本书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作品中最具人类学特点的著作，其主题是通过对图腾制度的考察来讨论人类的思维活动类型，作者认为，通过图腾制度，动物物种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区分系统或曰符号系统，动物的区分系列成为社会区分系列的图示。 甘奈普

误解了博厄斯的论题，博厄斯想说的是，在社会的层面上，体系的形态是图腾制度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图腾制度为何把爱斯基摩人排除在外的原因，因为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组织是非体系化的，图腾制度必须以单系继嗣为前提，因为单单这一点就是结构性的。这样的体系必须得求助于动物和植物的名称，它是采用不同称谓方法的一个特殊情形，无论有何种类型的指称，其性质始终是一样的。

《神话学》

一共分为四卷本。第一本是《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在本书中，斯特劳

斯试图以生的与煮熟的、新鲜的与腐败的、湿的与干的等对立的烹饪及感官特质建立一套严谨的逻辑架构。“生/熟”这个对立组是一再出现的主题：前者属于自然的范畴，后者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两个范畴的差异及变换以火的发现为指涉的焦点。第二本是《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斯特劳斯通过对新的神话，包括第一卷里已提到过的神话继续作结构分析，并运用“新的观点”，显示神话思维能超越第一卷表明的经验层面，进到抽象概念的层面，即他所说的从“性质的逻辑”进到“形式的逻辑”，所运用的范畴则从可感觉性质的范畴——“生和熟、新鲜和腐烂、干和湿”——进到形式的范畴——“虚空和充实、容器和内容、内和外、包含和排除”。第三本是《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分析有关礼仪的神话，探究印第安人表达时间之连续性及不连续性的方式.。李维斯陀在此声称：一个文化用以表达思考的各种体系或代码具有逻辑的一致性。第四本是《神话学：裸人》作者在创造性地坚持在神话研究中把逻辑数学工具运用于结构分析之余，还把西方文明的“科学知识”放到文化史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考量。他表明，一方面，神话的“深层逻辑”包括着产生各民族社会自己的“原本话语”的规则，而这正是“科学知识”的“绝对优越性”所系，也正是神话逻辑结构分析及其方法的根据所在，任何“文化相对

主义”在此都无置喙之地。

与萨特辩论

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 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他的文章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 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於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简介 后到莱比锡奥斯特瓦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研究，受到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的影响。他在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的《金枝》启发下，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1914 年，在英国博物馆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工作。同年，他跟随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1924年，任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讲师。1927 年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1928年任波兰科学院院士。1932年担任研究人口问题的意大利委员会通讯委员。1933年任荷兰科学研究皇家学院的院士。1936年任新西兰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员。1936年代表伦敦大学和波兰学院去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纪念，被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1922年，发表了民族学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探险队》。他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中译本名为 《文化论》）一书是他的功能主义理论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 。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和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起创立了英国功能学派。他去世后，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专门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林诺夫斯基奖。我国德高望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在学术观点上对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都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 ，才能存留和传播，若失去这种功能，便会在历史上消失。原始文化，例如宗教和巫术，对原始居民具有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原始的氏族和部落机构，适应原始居民生活实际。因此他建议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保持原始居民机构的政策，通过原始居民的首领对原始居民实行长期统治。其著作还有《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生活》、《自由和文明》等。

生平

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卢克杨·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杰格隆尼大学（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语言学教授，同时是波兰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研究先驱；母亲约瑟华·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则是贵族之後，同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们住在于该大学任教的教授社群内，而该大学的教授多是自视甚高的学术精英，自小马林诺夫斯基便受到贵族式的教养。 1898年遭逢丧父，当时1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生活全由母亲照料。隔年，他罹患严重的眼睛疾病，医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险，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此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由母亲在暗房中教导他拉丁文、数学等学校科目。眼疾治好後，马林诺夫斯基与母亲开始到热带地区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岛群等地。而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除了游历四方外，也受到当时的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 movement）影响，开时投入剧本和诗的创作，并结交了两位知己：日後成为波兰前卫画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雷奥·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劳·维科伟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後者又与他格外亲暱，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和平日书信中往往称他作“史塔胥”（Sta"s）。两人不但住在一块（上课期间维科伟奇住在马林诺夫斯基家，假期时两人到维科伟奇在乡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创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对方的性格进行描述。

早期学术生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马林诺夫斯基於1902年依然顺利进入波兰著名学府杰格隆尼大学哲学系就读。而在哲学之外，他又修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且受到其父亲的好友法学教授达根（L.Da-rgun）、艾斯特莱赫（S.Estreicher）以及历史学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响，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1908年在哲学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导下开始写作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内容是讨论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动是花费与释放出来能量的经济原理。写作论文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与母亲再度到热带地区旅行，并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论文，正式从大学毕业。由于无法获得就读教师资格的奖学金，他又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i

Ülikool）进修，学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史。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说法，他在养病期间阅读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後，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而多数也接受这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成长背景分析，认为他投入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其实建立在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之中，而他在杰格隆尼大学时学到的教育，也处处影响到其日後的理论与研究对象。 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拿到奖学金，顺利以硕士後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这期间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艾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於隔年回国後发表文章批评佛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

《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以大量澳大利亚原住民（当时被认为最原始的民族）文献与材料批评魏斯特马克的论点，进而主张最早的家庭乃为核心家庭。此书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国人类学家赞扬，还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学位。

大洋洲田野调查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与土著访谈的情形。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专家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马林诺夫斯基取得奖助金得以完成到澳大利亚研究图腾制度的梦想。然而在7月抵达澳大利亚，辗转於雪梨、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於当时的澳大利亚仍属于英国，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国籍却是其敌国奥地利（当时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团员多选择此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与澳大利亚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的许可，而走上自身一人进行田野调查的路（当时多数的田野调查是由研究团队合作，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于是从1917年9月1日到1915年5月，马林诺夫斯基独自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大利亚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并率先学习土著语言以方便调查。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参与超卜连生活的景象。在超卜连，马林诺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奉守的实证主义，逐渐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证据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得自於土著的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然而，这些图表的书写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怀与学科上的考量。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让自己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活动，并适当的与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当地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保持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生活中琐碎却又关键的习俗与规范。此外，他认为许多实际的规范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传说、口语中的词汇以及其自身的观点也该是民族志纪录的对象。而最後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土著的想法与世界观，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并持续到1918年才返回墨尔本，但他的日记与其他纪录显示其生活充满了矛盾：当地官员当他是怪人，而土著觉得对他的行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当地没有朋友，成天面对乡愁与对工作的厌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现实与无知）。即使接获母亲去世的噩耗，也必须强忍哀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终于完成了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後与仰慕已久的艾丝·马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著手撰写《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返回英国

1920年，马林诺夫斯基与妻子带著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国，随即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调查成果《南海

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影响力。1927年马林诺夫斯基升任该学系系主任，担任该职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在伦敦大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精彩的授课吸引了各地学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区（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国的费孝通，另外社会学家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吴文藻等人也会参与他的讨论课。课堂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绝下却要求学生必需接受他的功能论论述。而课堂之外，他致力於与反对者论战，并且到处讲学以推广自己的学说。除此之外，这十多年间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发表，以及文化理论的专门论述。另外，马林诺夫斯基也致力将自己的学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学说真正做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境界。

晚年

晚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历经193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全盛期後，马林诺夫斯基於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对於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般认为乃基於他对亲手栽培的学生施所致，尤其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则直接放弃，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这些都在在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 在耶鲁，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从头再来，并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为调查地点，於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可惜才刚作出初步成果，他却於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 理论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後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 而印证功能论最好的例子便是库拉圈（Kula ring）。这个存在於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钟和逆时钟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著相当的风险进行这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在多数外人眼中，这种行为看似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於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於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从库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项目像家庭、巫术等，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个别需求如果腹、性欲、嬉戏、信仰等。因为如此，所有文化项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违背，所以整体文化应为平和而稳定。 由此衍伸，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多数稳定的“野蛮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为人类学家，必须尽快以田野调查将这些文化纪录在民族志之中，才能“抢救”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

影。因此他强调“抢救人类学”的重要性，并成为他积极送学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 影响 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法兰兹·鲍亚士与他的学生已经提出历史特殊论驳斥演化论与种族歧视观点，但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论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论解释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从他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论述开始没落，逐渐被前者取代。 在他之前，人类学家往往以传教士或探险家的著作或纪录作为研究材料，但是这些纪录的内容却充满了文化偏见或不够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时的困难。19世纪末期开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开始进行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试著书写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们的调查期间仅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且多数人甚至不懂当地语言，仅能透过第三人或简单的问句得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加上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当地白人的依赖，因此研究成果充满了歧视与矛盾。 为了完成客观的民族志，他们必须绘制土著的族谱，纪录当地的传说，并参观他们的仪式。每位研究者没有翻译，只能靠著一至数位的报导人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 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作的田野调查也被视为典范：他的研究影响了马瑟·牟斯的著作《礼物》，使交换理论成为日後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并率先以实际例子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而这些震撼性的纪录也让当时的欧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观点，学习以当地人的观点理解个别文化的价值，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5.6－1939.9.23），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简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 学的创始人。 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 孙子卢西恩·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画家。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4岁时举家迁居维也纳。他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876年到1881年在著名生理学家艾内斯特·布吕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 1881年开始私人开业，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1886年与马莎·伯莱斯结婚，育有三男三女，女儿A·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1938年因遭纳粹迫害迁居伦敦，于1939年9月23日因口腔癌在伦敦逝世。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1884年与J·布洛伊尔合作期间产生的，他们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21岁癔症患者，他先从布洛伊尔那里学了宣泄疗法，后又师从J·沙可学习催眠术，继而他提出了自由联想疗法，1897年创立了自我分析法。他一生中对心理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对人类无意识过程的揭示，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人类的性本能理论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Freud）（1922-2011） 1922年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与生俱来的怀疑、孤独和好奇精神常常使自己不安，对世界的感知也就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知觉能力。这种知觉能力也就被带入画面，成为他独树一帜的鲜明标志。1939年弗洛伊德进入英国圣工会绘画学校，受业于校长莫里斯门下.这个时期他的绘画题材宽泛，并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其绘画较为精致入微但却开始具有某种后来的敏感。从40年代到80年代，他定居在伦敦，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普通人，弗洛伊德都被认为是难以相处的。他将自己处于孤僻和封闭的状态，远离喧嚣的国际艺术潮流，更多地向自己领域的纵深开掘。其绘画对象从不叙述戏剧性的事件，基本上以室内肖像、裸体肖像为主。这也使他成为一个定型的画家．而他也就在室内从亲近的人身上不厌其烦地刻画着某种近乎神经质的状态，他喜欢畸形而病态的主题。其作品风格粗率、性感而注重绘画性。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弗洛伊德的风格对“新生代”潮流的兴起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中国的艺术家们正是在表达人对现实的“异样”感觉上，寻找到“弗洛伊德式切入”，这当然为弗洛伊德所始料未及，但这也正显示了他作品跨越时空的魅力。 生平经历童年时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Moravia，现属捷克）的弗莱堡 （Frieberg）市的一个犹太家庭， 父亲雅各布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但资本微薄的犹太商人，他虽然经商，但为人诚实、单纯。所有的这些性格，对弗洛伊德有很大的影响。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当时才21岁，他是同母所生8个兄弟姐妹中之长兄，而他还有两个异母的哥哥。 他4岁时全家迁居到维也纳，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在上中学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的，尽管父亲的文化程度很低。当弗洛伊德9岁的时候，由于具备了过人的智力，加上平时的努力自修，以优异的成绩比入学年龄提前1年通过了中学入学考试，17 岁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吉姆那森学校。1873 年，弗洛伊德从大学预科毕业前夕，面临着一生职业的抉择。他对成为政治家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均感兴趣，但作为犹太人行医是可供选择的几种职业之一，他

在自传中曾说：“毕业之前，在卡尔·布鲁尔教授的课上，听他朗诵歌德那美妙的论自然的散文，遂决定成为一名医科学生。” 学习医学

1873 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大学期间，他曾做过布伦塔诺和布吕克的学生，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花了大量的时间。1881 年3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本打算进大学从事神经医学的深入研究，但因犹太人背景而未能如愿，便在艾内斯特·布吕克教授的生理研究室（在这里，他和布洛伊尔相识并成为密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后在布吕克的建议下离开生理实验室，1882年7月进入维也纳全科医院工作，先任外科医生，后任内科实习医生，1883年5月转到精神病治疗所任副医师。1885年春天，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1885年8月，在布吕克教授推荐下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留学奖学金，前往巴黎在沙可门下学习催眠，并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实习，1886年2月返回维也纳。1882年，弗洛伊德与马莎·伯莱斯订了婚，但是直到1886年9月他们才最后完婚，1886年春，他结婚前不久，由于经济原因他以神经病学家的身份私人开业行医。婚后他们育有三男三女。女儿 A.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

心理学研究

在巴黎跟随沙可期间，弗洛伊德被沙可的思想所鼓舞。在这一时期他从一个神经学家转变为一名精神病理学家，从对躯体的研究转向对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 1884 年与 J.布洛伊尔合作期间开始产生的。布洛伊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不但帮助弗洛伊德排忧解难，而且还使弗洛伊德学会用新方法治疗癔病。 1882年11月他已经从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欧的病例了解到及宣泄疗法（布洛伊尔称为“谈话治疗法”）的效果，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欧病例。这时候 ，弗洛伊德已从沙可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为了使催眠术更臻完善，1889 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他说服一个病人跟他一块到南锡去接受催眠治疗。就在这次治疗这位女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法国医生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另外他发现并非所有的患者都能接受催眠，最后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术而转向自由联想。

学术理论奠基期

1895年，弗洛伊德将自己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写成《歇斯底里研究》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在医学史和心理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学”这个概念。1897 年，在其父亲去世后的一年，弗洛伊德开始了他的自我分析，进行自我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对自己的梦进行解析。他认为心理障碍是由于性紧张累积而引起的，

这种分析结果导致 1900 年《梦的解析》一书的出版，该书现在被许多人推崇为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著作。然而，这本书也遭到大量批评，出版后的 8 年间只售出 600 册。而弗洛伊德从中只获得相当于 209 美元的稿费。在其一生余下的时间里，弗洛伊德一直坚持自我分析，每天工作的最后半小时被用于自我分析。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在尝试了多种治疗技术。先是沙可所使用的催眠暗示；然后试用了聚精会神的技术，就是他把手按在病人的额头上并促使其回忆；布洛伊尔使用的宣泄的技术，即发掘个人问题并以语言表达出来而获得不良情绪的摆脱和释放。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年过四十，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却几乎没有多少发展。随着《梦的解析》一书的出版，精神分析运动逐渐发展起来。这时在弗洛伊德周围聚集着一批年轻的学者，成立了星期三心理研究小组，或称维也纳精神分析小组，1902 年发展成立心理分析学会，当时参加的人后来都变成了杰出的分析学家，包括 A.阿德勒、O.兰克、费登、和 C.荣格。 弗洛伊德将荣格视为自己的继承者，然而，此时精神分析小组内部出现了裂痕，主要原因是阿德勒、兰克和荣格等人均因与弗洛伊德理念不合而逐渐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和风格，而这一事实又不为弗洛伊德所理解。于是，原先的精神分析小组因冲突和急诊而瓦解。兰克被开除出弗洛伊德圈子，阿德勒于1911 年离开这一小组建立了个体心理学，荣格于 1914 年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 1904 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可能是他流传最广的一本著作。这本书探讨了种种有缺陷的心理作用，比如遗忘、失言、笔误、错放东西等等。弗洛伊德在书中作出的结论，现在已被 人们广泛接受，他的其他所有理论都没有达到这一步。这本书对于决定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书中所揭示的许多看似偶然、毫无意义的行为，以及许多简单地归结为“自由意志”的举动，实际上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秘而矛盾的愿望所驱使的。 1905 年，他发表了三本重要的著作。一本篇幅较长，一般称之为《多拉的分析》，弗洛伊德在书中详尽的阐述了如何用梦的解释去揭示并治疗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另一本是《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他在这本书中透彻的研究了无意识动机能够间接表现出来的许多方式。最后一本就是最有争议的《性学三论》，书中表达了关于婴儿期性欲以及其与性倒错和神经症之间关系的观点。这招致了对弗洛伊德的嘲讽，他被看作是一个满脑子淫秽念头而邪恶下流的人。医学机构联合起来抵制弗洛伊德的观点，他本人也成了当时德国科学界最不受欢迎的人。 1909 年，受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 G.S.霍尔之邀，弗洛伊德及其弟子参加该校20年校庆和举办系列讲座，弗洛伊德本人也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与美国心理学届名人詹姆斯、铁钦纳、卡特尔等人会晤，这标志了精神分析理论终于赢得国际上的承认，是他唯一的一次访美，同时他公开露面也仅有这一次。在这期间弗洛伊德建立了关于人格发展和婴儿性幻想的理论，精神功能规律的理论，以及关于精神分析过程的观点。 1913 年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出版发行，这本书的重要性仅次于《梦的解析》。通过对乱伦恐惧、情感矛盾等许多特征的研究，弗洛伊德声称他发现了三大真理：梦是无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的伪装的满足；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儿童具有性爱意识和动机。这些发现为精神分析学奠定了基础。1919年弗洛伊德创办了一家国际性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杂志和书籍。到1938年纳粹查封前，该公司已经出版了

5 种杂志、150 种书籍。1920年他26岁的女儿去世。也许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两个儿子参加战争所带来的恐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弗洛伊德在1920年建立了死本能理论，即死的愿望，生本能或存活本能的对立面。然而，即使如此，弗洛伊德的声望从 1919－1939 年一直处于顶峰。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发展了他的人格理论。 人生后期

1923 年春，他被诊断患了口腔癌，这与他每天抽20支雪茄的习惯有关，即使在癌症被发现后他也没改变这一习惯。1923－1939年，他接受了33次手术。虽然非常痛苦，但他拒绝使用止痛药。他的头脑仍然十分清醒，并继续为病人诊疗和著述。1933年纳粹执政后迫害犹太人，他们在柏林公开烧毁弗洛伊德的著作，理由是他夸大性问题来毁灭灵魂。弗洛伊德在1938年维也纳被占领仍不愿离开维也纳。最后，由于他女儿

A.弗洛伊德被捕，她的房屋屡遭纳粹匪徒抢劫，才同意去伦敦。后来他的四个妹妹都在奥地利遭纳粹分子杀害。 1939年9月23日，弗洛伊德卒于伦敦。

理论贡献 基本观点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之为人，首先其是一个生物体，既然人首先是生物体，那么，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或性欲本能）的冲动，而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而以社会允许的形式下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后期弗洛伊德又提出了与“生殖本能”对应的“死亡本能”学说，认为人除了维护自身生命生长发展的能量（即求生本能，其中核心本能为性欲本能）之外，还有着将自身生物肌体带入到无机状态，即死亡状态下的能量，即死亡本能，死亡本能在战争、仇视、杀害、自残中得以非常明显地表现。

精神层次理论

弗洛伊德的名著 该理论是阐述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等 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好象深浅不同的地壳层次而存在，故称之为精神层次。 意识（conscious）即自觉，凡是自己能察觉的心理活动是意识，它属于人的心理结构的表层，它感知着外界现实环境和刺激，用语言来反映和概括事物的理性内容。 前意识（preconscious）又称下意识，是调节意识和无意识的中介机制。前意识是一种可以被回忆起来的、能被召唤到清醒意识中的潜意识，因此，它既联系着意识，又联系着潜意识，使潜意识向意识转化成为可能。但是，它的作用更体现在阻止潜意识进入意识，它起着“检查”作用，绝大部分充满本能冲动的潜意识被它控制，不可能变成前意识，更不可能进入意识。 潜意识（unconscious）又称无意识，则是在意识和前意识之下受到压抑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心理活动，代表着人类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潜意识”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它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主要是性本能）以及同本能有关的各种欲望。由于潜意识具有原始性、动物

性和野蛮性，不见容于社会理性，所以被压抑在意识阈下，但并未被消灭。它无时不在暗中活动，要求直接或间接的满足。正是这些东西从深层支配着人的整个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

人格结构理论

人格结构的最基本的层次是本我（id），相当于他早期提出的潜意识。它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冲动。它是混乱的、毫无理性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行事，盲目地追求满足。 中间一层是自我（ego），它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是受现实陶冶而渐识时务的一部分。自我充当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络者与仲裁者，并且在超我的指导下监管本我的活动，它是一种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意识，代表的就是通常所说的理性或正确的判断。它按照“现实原则”行动，既要获得满足，又要避免痛苦。 最上面一层是超我（superego），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了的自我，它是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社会尤其是父母给他的赏罚活动中形成的，换言之，是父母作为爱的角色和纪律的角色的赏罚权威的内化。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良心，代表着社会道德对个人的惩罚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是理想自我，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超我的主要职责是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而按至善原则活动。

人格发展理论

弗洛伊德以身体不同部位获得性冲动的满足为标准，将人格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其人格发展理论又称性心理期发展论。 弗洛伊德著作 口唇期（oral

stage）：从出生到 1 岁半左右。此期婴幼儿以吸吮、咬和吞咽等口腔活动为主满足本能和性的需要。 肛门期（anal stage）：1－3 岁左右。此期儿童性欲望的满足主要来自于肛门或排便过程。 性器期（phallia stage）：3－7 岁左右。此期儿童性生理的分化导致心理的分化，儿童表现出对生殖器的极大兴趣，性需求集中于性器官本身。他们不仅通过玩弄性器官获得满足，而且通过想象获得满足。此期男孩会经历“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x，俄底普斯情结），对于女孩，则经历“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厄勒克特拉情结）。 潜伏期（latency stage）：7 岁至青春期。在这一时期，儿童的兴趣转向外部世界，参加学校和团体的活动，与同伴娱乐、运动，发展同性的友谊，满足来自于外界、好奇心和知识满足，娱乐和运动等。 生殖期

（genital stage）：青春期性器官成熟后即开始，性需求从两性关系中获得满足，有导向的选择配偶，成为较现实的和社会化的成人。

心理治疗法

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弗洛伊德认为浮现在脑海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借此可挖掘出潜意识中的症结。自由联想就是让病人自由诉说心中想到的任何东西，鼓励病人尽量回忆童年时期所遭受的精神创伤。 释梦（dream interpretation）。弗洛伊德将梦境分为两层次：当事人所记忆者称为显

性梦境（manifest dream-content），显性梦境并非梦的真正内容。另一为当事人所不能记忆者为隐性梦境（latent dream-thought），隐性梦境中隐含更重要的意义。心理治疗的目的，即在根据患者显性梦去解析其隐性梦的涵义，从而找出当事人潜意识中的问题。 移情（transference）。即患者对心理医生的情感反应。移情有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和负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正移情是患者将积极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负移情是患者将消极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借助移情，把病人早年形成的病理情结加以重现，重新经历往日的情感，进而帮助他解决这些心理冲突。

主要著作 《歇斯底里研究》（又译《癔病研究》，与 J.布洛伊尔合著，1895） 《精神分析引论》（1856.5—1939.9） 《梦的解析》（1900） 《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1904） 《多拉的分析》（1905） 《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 《性学三论》（1905） 《精神分析运动史》（1906） 《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1910） 《图腾与禁忌》

（1913） 《论无意识》（1915） 《超越唯乐原则》（1920）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2） 《自我与本我》（1923） 《焦虑问题》

（1926） 《幻想的未来》（1927） 《自我和防御机制》（1936） (安娜·弗洛伊德著) 《摩西与一神教》 （1939）

理论影响

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艺术观点始终贯穿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是违反道德和伦理的，因此必须放弃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愿望而退缩回来，不得不从享乐主义原则回到现实主义原则;而想象的、幻想的王国却是一个避难所。艺术家就像一个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回来，钻进他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中。他的创作、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尽管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如同他的整体精神分析大厦一样缺乏坚实的基础，并且没有充足而严密的科学证明，但他却受到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盛赞。可以夸张的说，随便翻开西方任何一本文艺评论的书，我们能够找到弗洛伊德的名字或看到他的影子，因为许多艺术家正是以这个理论所提供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

其它影响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作为一种心理学派对心理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美国，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一般意识形态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不仅影响了西方当代的文学艺术，而且对宗教、伦理学、历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图腾与禁忌」可以说是这种影响的代表[2]。

贡献评价贡献 作为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弗洛伊德创立了一个涉及人类心理结构和功能的学说。他的观点不仅在精神病学，也在艺术创造、教育及政治活动等方面得到广泛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 论点已被后人所修正、发展。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行为不仅是由性欲所支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格的形成、教养对本性也都起着作用。虽然弗洛伊德学说一再受到抨击，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形象。他卓绝的学说、治疗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的深刻理解，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由他所创立的学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用简短的文字很难加以概括。他强调人的行为中的无意识思维过程极为重要。他证明了这样的过程如何影响梦的内容，如何造成常见的不幸，如口误，忘记人名，致伤的事故，甚至疾病。 弗洛伊德最为世人所知也许是由于他提出了受抑制的性爱经常会引起精神病或神经病这一学说（实际上这个学说并不是由弗洛伊德创立的，虽然他的著作为普及这个学说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还指出，性爱和性欲始于早期儿童时期而不是成年时期。弗洛伊德创造了用精神分析来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他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个性结构学说，还发展和普及了一些心理学学说，如有关焦虑、防御功能、阉割情绪、抑制和升华等。

争议评价

他的著作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对他的许多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而且自从他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由于对弗洛伊德的许多学说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很难估计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有创立新学说的杰出才赋，是一位先驱者和带路人。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与达尔文和巴斯德的不同，从未赢得过科学界的普遍承认，所以很难说出他的学说中有百分之几最终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尽管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一直存在着争论，他仍不愧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他的心理学观点使人们对人类思想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革命，他提出的概念和术语已被普遍使用──例如，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恋母情绪

(Oedipus complex)和死亡冲动(Death Drive或Death Instinct)，

资料大全

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名涂尔干，也有人译为杜尔克姆。法国社会学

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生平

杜尔凯姆于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洛林（当时属德国）的埃皮纳尔（Epinal），于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 早年 杜尔凯姆生长在一个传统的法国犹太家庭，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拉比。杜尔凯姆自幼在家庭熏陶下学习了希伯来文，犹太教《旧约》和犹太法典，但在青年时决定放弃家族传统，走向世俗领域从事社会科学的工作。他认为，宗教并非来源于神，而只是一种社会现象。但他并没有因此和家人交恶，仍然保持了和犹太社群的良好关系。他的主要合作者和学生中有很多是犹太人，甚至和他沾亲带故。 1879年，杜尔凯姆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他所在的班级是巴黎高师在19世纪中最为突出的，同学中人才济济，日后成才者甚多，比如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和社会民主主义奠基人之一的让·饶勒斯等。杜尔凯姆师从德·库朗日，并在这位有着社会科学意识的古典学者影响下，接触了当时还仅具雏形的社会学。在阅读了孔德和斯宾塞的理论后，杜尔凯姆对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法国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社会科学。年纪轻轻的他厌倦了研习人文学，只得改修哲学，并于1882年毕业。 中年 毕业后，杜尔凯姆尝试在巴黎大学求职，但他的学术观点显然不能令保守的大学满意。他只得在省立中学任教，其间赴德国一年，研读教育学、伦理学和哲学，深受威廉·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年杜尔凯姆受聘波尔多大学，教授教育学和当时还不被承认的社会学。借此，他逐步将社会学引入了当时法国教育体系，在波尔多大学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然而，杜尔凯姆主张宗教和道德可以用纯粹的社会关系解释，这为他招来了不少批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杜尔凯姆学术创作的黄金时期。1893年，杜尔凯姆出版了由博士论文完善而成的《社会分工论》，标志着他学术体系的建立。在书中，杜尔凯姆阐发了关于人类社会的性质及发展规律的理论。他对于社会现象的兴趣来自于政治的刺激。当时，法国在普法战争的失败激起了对世俗的共和政体的强烈反感，很多人认为应该以激进的民族主义重振法国霸权。作为一个同情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属于政治上少数派的杜尔凯姆对这种思潮很不满，开始投身社会运动。他在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更强化了他的社会活动家地位。 1895年，杜尔凯姆出版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在其中定义了作为独立学科的“社会学”，讨论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基本方法。随后，杜尔凯姆在波尔多大学建立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系，并在1898年建立了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期刊，编辑、刊登他的学生、同事及其他社会学家的论文。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 1897年杜尔凯姆的另一部代表作《自杀论》出版。书中在研究自杀个案时，运用了统计学等量化分析的方法，涂尔干因而成为将定量分析引入社会科学的先驱，而《自杀论》也成为社会学案例

研究的典范之作。 晚年 1902年，杜尔凯姆实现了他的梦想，如愿成为了巴黎大学教育部主席。因为法国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教师，杜尔凯姆获得了可观的影响力。他的演说成为这些要在法国大学成为第二批教师培育成员的最高指导原则。德雷福斯事件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杜尔凯姆在1912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育部终身主席。他随后将这个职位改名为“教育部和社会学部主席”。同年，他出版了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深打击了迪尔凯姆。他的左派言论一向是出于爱国主义立场，想要追求一个合理的世俗的法国式生活，对所谓的国际主义兴趣不大。但是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宣传战却令本已右倾的国内局势更加微妙。虽然杜尔凯姆积极地奔走呼号，支持法国，但他对流行的简单片面的爱国主义激情态度谨慎。本已对他的犹太身份不满的法国右派，借机掀起了对他的舆论攻势。更不幸的是，他精心培养的一代学生都被征入行伍，许多人悲惨地死在西线战场之上。而对杜尔凯姆创痛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独子战死疆场的噩耗。巨大的伤痛，加之过度的工作，终于令迪尔凯姆身心崩溃。1917年他突发中风。经过了几个月的修养，他自认康复，就重拾《道德》杂志（La Morale）的工作。但在同年11月15日，精力耗竭的他去世，安葬于巴黎蒙帕拿斯墓园，享年59岁。

主要著作

《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主要贡献

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迪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迪尔凯姆注重研究前者。 迪尔凯姆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

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应当把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1）社会事实的含义：一切行为方式，无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个人以约束的，都叫社会事实。他认为，社会事实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制约性：即社会事实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外，而且还具有一种必须认同、服从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这种强制性力量会强加于个人，而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接受它； 二是客观性。也就是说它是实际存在的一种对象，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另一方面，迪尔凯姆认为客观性不等于可见性或者可触性。例如，法律、道德、宗教信仰甚至包括语言以及货币制度等都独立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之外； 三是普遍性。这是由于它具有集体性。迪尔凯姆利用19世纪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证明了聚合在一起的个人行为不同于其独处时的行为。在他看来，人从来都没有生活在孤立的状态之中，所以，精神风尚一定会凝聚成社会集体观念。

社会事实的类型

在《社会学方法论的规则》一书中，迪尔凯姆将社会事实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物质形态的社会事实。主要包括：①社会；②政党；③教会；④组织等； 二是非物质形态的社会事实。它主要有：①道德；②集体表象（价值规范）；③社会潮流； 2、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在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论规则》中，迪尔凯姆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学问，一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学应当有自己的方法与准则。他于是提出了如下“准则”： （1）把社会事实当作社会学研究的起点： 一是要摆脱一切预断，尊重事实，排除一切在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观点，像笛卡尔那样，做到“我思故我在”； 二是要从感性材料出发去开展研究，达到对社会事实的本质认识； 三是要剔除感性材料中的主观成分，寻求价值中立。 （2）要能区分正常的社会现象与病态的社会现象 正常的社会现象是指“规则的现象”，即“应当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的现象”； 病态的社会现象指“不规则的现象”，即“偏不这样的现象”，“特殊存在的现象”； 从这个视角来看，犯罪就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病态的是社会现象。这是因为： 第一，犯罪“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第二，对任何社会而言犯罪都是功能必须的，因为，“要是没有犯罪，社会就没有重建的希望”； 第三，犯罪将有益于社会进化。有时，犯罪看起来触动了现实的道德，但是，迪尔凯姆认为这实际上“已经预定了将来的道德”（在《社会学方法论规则》中，迪尔凯姆举了苏格拉底追求思想自由而触犯雅典法律的例子）

解释社会事实的原则

在迪尔凯姆看来，划分正常的社会事实以及非正常的社会事实，就是为了便于解释社会事实，以便更好地认识和解释社会事实。为此，他提出解释社会事实的两个原则：一是循环法，即用一个社会事实去结实另一个社会事实，而不能主观臆断；二是分析法，即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因果分析与功能分析，来解释社会事实之间的相关性。

《劳动分工论》 研究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迪尔凯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他的三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三个问题。

对社会秩序维系机制的探讨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 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这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社会分工的原因

迪尔凯姆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他认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迁徙到其他地方，当无路可退时，他们被迫改换行业，分工制也就随之出现。 他重视研究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功能理论的先驱之

一。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晚年对该书观点的修正

迪尔凯姆在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中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意识，认为这种共同的信念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并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中。他预言，共同意识和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成熟期的迪尔凯姆在继续研究人类社会的整合问题时，放弃了《社会分工论》中贬低共同意识的思想，转向强调共同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自杀论》

对利己型自杀的解释

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 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迪尔凯姆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 对利他型自杀的解释

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迪尔凯姆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对失范型自杀的解释

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对宿命型自杀的解释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对宗教的研究

迪尔凯姆宗教研究的对象是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他的研究目的却是为了“理解现今的人”，为了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说明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迪尔凯姆批判了早期人类学家对宗教起源的两种解释：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论。他说，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误解露出破绽后，宗教还能持续下去，直到今天。他认为，宗教不是要给人们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务于社会。图腾是民族的标志、旗帜，图腾原则就是民族本身。人们崇拜图腾实际上是崇拜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图腾是团体的象征，犹如国旗之于近代国家。“神圣性”历来是解释宗教的关键。迪尔凯姆认为宗教的神圣来自社会，它不过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他认为，社会力量以一种心理方式作用于个人，迫使人们服从它，甚至违背人们的自然倾向。人们感到了身外存在的这种力量既是强制的，又是需要依赖的。他们对之敬畏，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质和来源，便萌发了某些观念来象征这些力量，这些观念就是宗教。这些神圣象征物（即宗教）的功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感到社会实体的存在,更在于维系社会,促进其整合。迪尔凯姆认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团结不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和习俗，而是来自共同的名称、标志、仪式，即共同的图腾崇拜。取消了民族的象征物──图腾,民族就不能存在。他认为,宗教象征以其突出的神圣色彩加强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社会对于个人，就像神对于其崇拜者一样，没有了这种至高的神圣性，便不可能有社会生活。迪尔凯姆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种仪式，认为它们起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他指出，不仅原始社会需要宗教的这种功能，“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这一点是他晚年思想中的最大转变。

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

在解释宗教起源时，迪尔凯姆同时建立起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团体意识”和“团体表象”既是他解释宗教起源的钥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一切感受来自个体经验，一切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超验的，而是属于“团体表象”，来自“团体意识”，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理性又分思维中的概念、范畴,伦理中的道德、宗教。这些均产生于团体生活，不是源于个人的心理机制。 例如，在完全孤独的个人生存中，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凭感觉就足够了,并不形成时间、空间等概念。这就如同在动物式的个体生活中，客观的时空并未消失，但它们不可能把握作为一种思维范畴的时空概念。只有团体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范畴和类别。迪尔凯姆并不否认“范畴”、“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只是强调没有团体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认识这些实在。因此他认为，一种道德思想不可以简化为一种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简化为个人经验。

弗雷泽

詹姆斯.G.弗雷泽

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曾任利物浦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早年以研究古代文化史为主，因受泰勒《原始文化》一书的影响而转向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尤其重视从民俗学角度来搜集、整理涉及各地土著民族和远古原始民族的宗教资料，以对法术、禁忌、图腾等原始宗教现象的研究而享誉宗教学术界。受英国唯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 ，他在学术上持宗教进化观，但认为人类在形成其宗教之前已曾处于一种“法术”阶段，人类的理智即经历了从法术到宗教、由宗教到科学的发展。他指出这种法术揭示了一种原始理性，是原始社会曾经流行的“准科学”，此后法术活动在其认识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或因求诸超自然的神灵力量而走向宗教、或因依靠人的经验观察而走向科学。他强调从文化整合上来看待远古灵性领域、从人类思维进化上来分析宗教的诞生。其基本观点虽然受到某些批评或否定，但多数学者承认他在汇集宗教史资料上贡献突出。著有《金枝，对法术与宗教的研究》、《对永生的信仰与对死者的崇拜》等。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年10月2日－1917年1月2日），英國人類學家。

泰勒被視爲文化進化論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及《人類學》中，他定義了人類學的科學研究語境，將之立基於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相信社會和宗教這兩個他認爲具有普遍性的事物的發展具有功能的基礎。泰勒被視爲社會/文化人類學這門科學的奠基人，而他的學術著作亦被看作對人類學這門成形於19世紀的學科的重要且持久的貢獻。

[1]他相信對人類歷史及史前史的研究能够被用作英國社會改革的基礎。[2]

他將萬物有靈論（對萬物的個體靈魂或 anima 以及自然顯靈的信仰）這一術語帶回常用語中。[3]他認爲萬物有靈論是宗教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早年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1832年生于伦敦坎伯韦尔一个贵格会炼铜厂主的富裕家庭，其父 Joseph Tylor，母 Harriet Skipper。

泰勒早年就读于 Tottenham 的 Grove House School，但因父母在他年轻时即过逝，及其贵格会家庭背景十分严格，使他未能取得大学学位。[4]父母去世后，他开始协助管理家业，然而他的这个计划却因为身上出现了结核症状而放弃。根据医嘱，他应该去更温暖的地方修养。于是，他1855年离开英格兰，周游中美洲。此番经历对他今后的研究生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游历期间，他遇到了 Henry Christy，民族学考古学者。泰勒与他交往激发了泰勒在人类学领域的兴趣，也帮助拓宽了他对史前史的研究。[5]

职业生涯

泰勒发表处女作 Anahuac: Or Mexico and the Mexicans, Ancient and Modern (1861)是他1856年与 Christy 探访墨西哥后的成果。此后他虽然再也没有外出考察，泰勒仍继续他对史前（根据考古发现）或当时的部落风俗及信仰的研究，于1865年发表了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随后，发表了他的代表作 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1871）。尽管一战前他一直笔耕不辍，但《原始文化》一直标志着他事业的顶峰。这部著作不仅是对研究人类文明和人类学有巨大贡献，而且影响了一批后辈学者如詹姆斯·弗雷澤。弗雷澤后来成为泰勒门生，成为人类学重要学者。

他抱有种族歧视观点，认为白人，尤其是英国人，在智力上是优于有色人种的。在其著作《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以及黑人为低级种族。

1871年，泰勒当选皇家学会会员（FRS），1875年获牛津大学民法学荣誉博士学位（Doctor of Civil Laws，DCL，荣誉学位）。1883年，委任为牛津大学博物馆管理员（Keeper），并于1884年至1895年间成为首任人类学副教授（“Reader in Anthropology”），1896年升牛津首任人类学教授（“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拉德克利夫-布朗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的伯明翰，卒于伦敦。1901年入剑桥大学师从W.H.里弗斯，后成为该校三一学院研究员。

1906～1908和1910～1912年先后在印度安达曼岛、澳大利亚西部从事人类学实地考察。1920～1946年先后在开普敦大学、悉尼大学、芝加哥大学及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对澳大利亚、南非、大洋洲及东南亚等地做过多次考察与访问。1935年应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对中国社会学界有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安达曼岛人》(1922)、《澳大利亚各部落的社会组织》（1931）、《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1952)、《社会人类学方法》(1958)，以及与他人合编的《非洲的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1950）。在学术思想上，拉德克利夫-布朗没有追随里弗斯对社会现象做心理学的解释，而是深受法国社会学家É.迪尔凯姆功能思想的影响，把社会(文化)看成是由各个部分在功能上整合的系统。其结构—功能理论重在分析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以及这些部分在维持社会平衡和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则缺乏恰当的评估。与功能学派另一代表人物B.K.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化是在社会层次上而不是在个人需求层次上发挥功能的。

博厄斯 F.博厄斯（1858-1942）

生平简介

斯，英文名Boas，国籍Franz ，生平1858.7.9-1942.12.22，1858年出生于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州明登市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家庭。从5岁起就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分别在几所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在明登读大学预科时，又深深地爱上了文化史。他先后在海德堡、波恩和基尔大学求学，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受到德国民族学家拉采尔地理环境论的影响，于1883-1884年25岁时，参加了到加拿大巴芬岛的考察。自此人生的轨迹发生的决定性的转变。 在巴芬岛，博厄斯对当地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的爱斯基摩人社会整体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但部族内部高度平等，所有家庭的生活物资标准几乎完全一致。博厄斯还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当地人的工具使用方面——对枪械的熟练使用、对新鲜事物的迅速接受等等。这

些观察成为他日后建立人类学理论的最初材料。 1886年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和其他部落进行研究，归途中决定定居纽约，在那里担任《科学》周刊编辑。1889年在克拉克大学任教，次年赴芝加哥，筹备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人类学展览。1892年加入美国国籍。189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体质人类学讲师，1899年任人类学教授。1901-1905年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他是美国人类学协会创始人之一，1907-1908年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10年任纽约科学院主席，1931年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1942年12月31日，博厄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俱乐部为迎接列维·斯特劳斯的拜访举行午宴。博厄斯的女儿，扬博尔斯基夫人，以及本尼迪克特，莱查德及林顿等几位人类学家均出席。席间，博厄斯去世。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 博厄斯作为博厄斯学派的创始人，作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就是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平等、自由理念在人类学领域内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尊重异文化，认真、客观、不盲从的博大学术精神，为他赢得了享誉全世界，万古流芳的盛名。他的学术理念和思想贡献，不仅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成为了全世界有理性、有素养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异文化时所通行的基本理念。 博厄斯是富于创见而且著作宏富的学者，对体质人类学、描述与理论语言学、美洲印第安人种学以及民俗和艺术研究，都有巨大贡献。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成为极有影响的教授。博氏创办了《国际美洲语言学杂志》。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期间，计划并参加了美、俄两国合作的杰塞普北太平洋探险，以解决对亚洲北部文化和美洲西北部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他主编了该探险队的报告。他的早期著作有《孩子的成长》、《中部爱斯基摩人》、《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与秘密结社》、《美国印第安人手册》等，1911年他出版了《原始人的心灵》一书，此书遭纳粹德国毁禁，并取消了他的博士学位，1937年博厄斯对该书增订再版，与纳粹进行了斗争。其他重要著作还有《潜山神话学》、《人类学通讯》、《文化和种族》、《原始艺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普通人类学》、《种族，语言和文化》等。在他的倡导下，学者们对美洲各部落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广泛调查。 后人评价博厄斯贡献的一个十分重要之处，在于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人类学家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人类学界，本族中心主义盛行，“文明”、“进化”、“普世价值”、“欧洲中心说”、“白人种族优越论”等思想居主导地位。欧美学界普遍习惯“居高临下”地以本民族的道德标准去看待、评判所有异文化。但自20世纪以来，由于亚非及其他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欧洲中心论及其类似的理论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于是对各民族文化“价值”的评价就成了现实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此历史条件下，博厄斯所倡导的历史特殊论及文化相对论经赫斯科维茨等人的极力宣扬，遂得以流行，并逐渐为学界所广泛接受。

历史特殊论文化观

博厄斯的文化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某一文化的历史研究放在首位，而不是研究全人类普遍文化的历史。其全部理论的核心就是“历史特殊论”。历史特殊论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坚决反对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到进化论简单的“单一进化模式

中”，他认为：“文明世界的各种经济大多相似，以至于如果不依附于建立在个体化和历史之上的文化，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一种文化需求和水平一致性的境地。这会使我们丧失从不同文化形式的互动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促进因素”。文化发展的理论在假定单一原因的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很容易指出两种理论夸大了确在人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两个因素，它们只是诸多决定因素之一。 同时他认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许多历史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因此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独特的。任何文化特质或元素，都必须首先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要获得相同的环境是极其困难的。每一户人家、每一条街道、每个家族集团和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性，是不易估定其价值的”。“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似乎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知道环境是独特的，并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只要我们突破现代文明的局限，去看看别的文明，就会发现争取最大利益的困难大大加强了。中非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他们赋予人类行为的价值观是不可比较的，如一个民族认为好的常常被另一个认作是坏的”。 博厄斯一再强调，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这种观点实际上暗示寻求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努力，可能是徒劳无益的。“除了最规范化形式的法则，发展的一般法则都不能被建立，也不能预测发展的详细过程。所有我们所能做的是天天观察和判断我们在做什么，在已知知识的亮光中去理解，并相应地形成适合我们的步骤”。要求人类学家从自身文化中解放出来，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容易把自幼习得的行为当做对全人类都自然的、在各处都应有的。因此，人类学者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分清哪些行为，如果有的话，是机体决定，也因而是人类的共性，哪些行为是受我们所处的文化决定。“由于这些原因，每个文化只能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物来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界事件决定，这些事件不产生于人们的内部生活”。 这个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尽管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是独特的，但也不能否认人类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忽视和拒绝对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和要素进行研究，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优点是着重横向联系，但完全排斥和否定历史的一般纵向性进化，从而得出的历史特殊论，则只能是反历史主义的，因而决不是对历史研究的认真的客观态度，而是对进化论极端仇视所表现出的另一种极端。 实际上，博厄斯如此强调各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是与他反对种族主义观点和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分不开的。他拒绝承认传统的权威，文化相对论正是在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也因此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文化相对论文化观

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十分有特色。其历史特殊论观点实际上就已在提醒我们在研究另一种文化时，必须努力摆脱我们自己的文化道德标准，排除根源于我们自身文化的种种前提和预设，保持一种相对的观点（relativistic perspective）。既然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并且都是各个社会和民族独特的产物，因而文化相对论

（culture relativism）就成为这种观点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对普遍化社会形态的科学研究要求调查者从建立于自身文化之上的种种价值标准中解脱出来。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深入每种文化，深入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 博厄斯认为人类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选择并非基于理性的考虑，而是基于情绪（emotion）。情绪的生成与对传统的遵循密切相关。对情绪的放任是形成自我中心的关键，对传统的依赖则是产生民族隔阂的重要原因。文化相对论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情绪的分析之上。“我们倾向于跟随我们同胞的习惯做事而不仔细研究它们产生的思想基础。行动上的一致造成思想上的一致性。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解放思想，在科学界和在日常生活中是同样困难的”。“种族意识和种族憎恶的基础是一种教条的信仰。在存在的有明确解释的种族内，所有成员拥有相同的基本的体质和心理特征”[9]“第一次看到一种完全陌生的类型可能给我们留下对立意识的印象，这可能完全是憎恶的形式。它们不是由种族决定，而是由某种决定我们好恶的伦理标准所决定的”。 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有它先进的一面，即放弃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能平等地看待各民族的文化，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即它否认历史进步的客观标准。“如果我们能确信，生物决定行为论产生后，对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将最终使我们发现约束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一定法则，那么我们会有希望找到约束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一定法则。我们也能希望找出解决生活问题的合情合理的体系。但是，能否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目标还是令人怀疑的”。“我并不是宣称不存在与现存文化发展有关的通则，无论它们是什么，都在每一个特殊例子中被大量的偶然事件所掩盖。这些偶然事件更有可能潜在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而不是通则中”。“我们不能预见能够发展的准确的文化形式。因为它们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尽管这种对其他文化进行公允评价的态度值得赞赏，但在实践中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人们无法绝对避免自身的价值标准与文化取向在所研究的问题中产生折射或留有痕迹。不过，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确实是进行田野调查与文化分析的先决条件之一。

博厄斯的历史成就

博厄斯一生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始终坚持反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当时美国整个社会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他本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写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从理论上系统地驳斥了种族主义。“如果我们要选择最聪明、最富有想象力、最有活力和感情最稳定的三分之一的人类，应该包括所有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点是认为自己的社会标准是整个人类的正确理念。“人类学家更注重这种意见，并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体形的差异可能是取决于不同功能的适应。他们相信不同形态的人类都能达到同等的文明，从有良好的养育条件中，都能保证不同形态的人的良好健康”。“研究近期民族学现象的民族学家的一般经验指明了：无论种族间的机体差异多大，在考虑到它们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时，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不论从何种观点研究文化、文化形态是不依赖种族的”。 博厄斯的思想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进步意义。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尽管没有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但我们却无法否认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在我国历史悠

久、根深蒂固这一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找到这种传统的遗痕。例如，目前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国内各民族排列在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序列中，在各民族之间努力划分出先进和落后，将从语言文字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构拟出一个以自我想象的进步阶梯”。这不仅在政治上不利于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思想，在文化上也容易滋生与助长民族与文化中心主义。这无论从短期的国家现实还是长期的民族发展来看，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更为艰难的工作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克服民族与文化中心主义。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进行改造与重建的问题。如果不从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入手，而仅仅在制度层面上努力，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得到根本解决。正如博厄斯所言：“通常，社会新思想的诞生并不自由，而是要受到它所处文化的指引。只有当文化受到外来思想的冲突，或受到因骚乱产生文化巨变而动摇时，个人才有可能获得确立新思想系统的机会，从而给文化变化指明方向。当社会上只有一种主导态度存在时，批判态度要兴起必具备强健、有创造性的头脑。对于目前日益严重的各种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博厄斯早有精辟的论述，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异种族的不断接触会改变我们的标准，对立意识甚至会变得微不足道”。“文化差异的抑制和不同群体的孤立不是指导人类进步的聪明的努力的目标”。 文化相对论文化观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20世纪初期，在博厄斯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下，博厄斯的继承者主张特定文化的意义和产生原因应该到构成该文化的背景或自身历史中去寻找，反对人类文化发展具有普通适用的规律，认为人类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博厄斯对他们在音乐研究上给予了重要的指导，特别是对赫佐格起到的影响极大，使得他们后来在“音乐文化区域研究”和“音乐文化理论研究”中起到了率先作用。当时，在文化相对论的影响下，人们的困惑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折，这也意味着音乐人类学在初期的革命性的变革。文化相对论首次对西方道德文化的概念和体系提出了挑战和质疑，摧毁了“欧洲文化中心论”，推动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博厄斯的学术传承

20世纪20年代，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时期，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罗维（R. H. Lowie），威斯勒（C. Wissl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 Mead），赫斯科维茨

（Melville J. Herskovits）这些名噪一时的著名人类学家都是博厄斯的弟子。当时的美国人类学界正在寻找研究文化的更令人满意的方法。由于文化分布问题的研究已达到顶峰，博厄斯的学生们开始探求新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人类学才得以长足发展。 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德裔美国人，学术视野宽广，跋涉于人了学的田野工作并以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各种文化为研究对象，是用比较研究民族志的办法分析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高级文化的首批人类学家之一。他揭示文化现象中不同的课题模式或规律性；罗维，德裔美国人，对各种广泛的历史民族学理论，尤其是进化主义理论抱有极端的怀疑主义态度，反进化主义是他学术观点的根本特征。他的主要观点是文化发展非规律论；威斯勒，美国人，从心理学转入人类学，认为文化是社会集团或部落所表现的文化特质复合的总体，提倡研究这种文化特质复合的分布，并将文化区域和年代区域研究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拉尔夫·林顿，领导了一场名为“文化与个性”的运动，从心

理学和个性研究的角度研究文化人类学问题；露斯·本尼迪克特，美国第一位驰名国内外的女人类学家，从文学转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提出文化模式理论，并因1940年出版的研究日本国民性的专著《菊与刀》而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播；米德，另一位蜚声世界的女人类学家，对文化心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创新精神，认为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人格

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赫斯科维茨，主张文化相对论的主要及最著名代表，文化相对论的主要传播者，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博厄斯学说最有力的继承者。

莫斯

莫斯，是个多义词。一为人名，即法国著名人类学家——Marcel Mauss（马塞尔 莫

斯），另一为一种苔藓类植物名称。

马塞尔·莫斯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迪尔凯姆的学术继承人。曾在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哲学。1898年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莫斯负责该刊物宗教方面的研究与编辑。他曾对宗教实践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以后转向比较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被尊为法国实地民族学派的创始人。1925年创办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1931-1939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主要论著有:《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1903)、《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1910)、《关于原始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1925)等。

学术成就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莫斯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对原始宗教和祭祀的研究,他在《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和《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在以后著作中加以发展的关于社会物质条件和集体表象之间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承担了捍卫迪尔凯姆学派的传统和继续自己专业研究的双重任务，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古代社会的社会内聚力问题的研究。在《关于原始交

换形式──赠予的研究》中，他分析了礼物交换这种带有经济、宗教和道德意义的社会现象究竟是功利的还是符号的，认为交换系统保证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维护了社会结构

的稳定和社会等级的合法性。这一时期他的重要著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民族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莫斯的思想对英国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B.K.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的R.雷德菲尔德等人类学家影响较深。

理论地位

莫斯的理论地位很复杂。他非常推崇系统比较，相信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的社会生活存在周期性再现的模式。但是，他又经常在推断不同社会之间的异同点时，做出相对主义者的注解。他不是要发展一种具有完全“法则”的“社会的自然科学”，他的目标在于对差异极大的社会进行描述和分类，以便找到类似的结构。通过这种方法，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大范围社会生活的理解。莫斯从来没有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但是他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和文化历史知识使他对当时的现象做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分析。他从未以自己的名字出版过著作，《礼物》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年鉴》一刊中。《礼物》在20世纪的人类学界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单行本，莫斯短暂的研究生涯也一直有人解读和仰慕。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年11月21日 - 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纽约州奥罗拉，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从家乡的易洛魁人开始，推而广之，深入研究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社会制度、姻亲制度、氏族制度。1851年出版的《易洛魁联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第安人民族学著作。他的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在此书中，指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继而提出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

他在1795年成立的纽约第二所大学联合学院学习法律，毕业后成为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一名律师。由于他早在童年时期就对故乡附近的印第安人种族易洛魁人的风俗习惯比较熟悉，青年时代曾经组织一个“大易洛魁社”以研究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作为律师经常为印第安人辩护，维护他们的权利，毕生支持印第安人为反对白人压迫进行的斗争，因此在印第安人中间享有声望。1846年被一个易洛魁部落塞纳卡的鹰氏族收养入族，当年发表了14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1851年根据对这个部落的考察，发表了关于易洛魁民族的著作《易洛魁联盟》一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著作。

摩尔根长期研究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对人类的婚姻、亲属制度、氏族制度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摩尔根在1861年当选为纽约州众议院议员。1868年又当选为州参议院议员。他从易洛魁人当中发现的特殊亲属制度出发，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印第安人中发现实质相同的制度和称呼，根据印度部分地区沿用的亲属关系术语，证明印第安人源自亚洲，1870年他发表了《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对亲属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为研究家庭史“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引起当时人们对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趣。1872年他又发表了一部关于澳大利亚亲属关系的人类学著作。1877年他根据自己40年的研究、观察和搜集材料，写出了他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发展了文化进化的理论。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的科学论述。书中重视文化的进化性质，提出社会变化的革命性质，预言了社会制度向比较公平化发展。 摩尔根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他生前收集了不少印第安人物品，都收藏在纽约州立博物馆中。 人类学家们承认他是第一位系统地研究人类亲属关系的人，但也有的人类学家认为他的进化理论没有根据。他的理论曾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大的兴趣，认为他对所有人类最初社会都是母权制的发现，其意义相当于达尔文发现进化论。“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生平

他出生在纽约州奥罗拉城附近的一个农庄里，1840年以十分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罗彻斯特联合学院，以后就在罗彻斯特开设律师事务所，以律师为职业，直到逝世。他勤奋好学，富有演说天才，还在青年时代，他就对研究印第安人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家乡的青年中组织了一个研究印第安人的学会“大易洛魁社”，促进同印第安人的感情，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知识，并协助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 摩尔根偶然遇到易洛魁部落联盟塞奈卡部落一个首领的儿子、印第安青年帕克，由帕克引见，他结识了部落的首领们，而能够直接了解印第安人社会内部的情况和他们的斗争历史，接触到了印第安人的现实问题。 那时，美国政府正利用各种手段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一家叫奥格登的地产公司诱使塞奈卡部落的首领们签订了出卖土地的条约，驱迫印第安人迁徙到中西部贫瘠的保留地上去。易洛魁人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大易洛魁社”的青年们筹款并协助印第安人去华盛顿，向国会和总统要求废除条约。摩尔根怀着使印第安人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平等成员的真诚愿望，为他们努力奔走。后来，印第安人终于得到允许把被剥夺的土地买回来。 1846年10月底，摩尔根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访问易洛魁塞奈卡部落。由于他们的坚决请求，被塞奈卡部落鹰氏族接纳为氏族成员，成为该氏族的养子。从此，摩尔根经常访问易洛魁人住地。他不仅详细地调查了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鹰氏族成员的身份使他得以了解他们那些从不向外人透露的最秘密的习俗和仪式。几年间，他获得了大量关于印第安人的知识，不知疲倦地写了一篇又一篇论述印第安人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185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易洛魁联盟》。这本书追溯了易洛魁人的历

史，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宗教、社会组织、家庭、习俗、经济、语言，最后以讨论印第安人的命运而结束。全书以联盟的内部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写了印第安人的单纯质朴的原始氏族社会，而与先前有些人的浸透了殖民者的反动观点和偏见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本书使摩尔根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几十年后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是写易洛魁人最好的一本书。就在今天看来，它还是一本珍贵的民族学代表作。 《易洛魁联盟》出版的1851年，摩尔根和他的表妹结了婚。这时他33岁。此后5年间，他暂时中断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把全部精力放在律师业务上，因为研究印第安人的工作占据了他的很多业务时间。但是，他始终忘不了印第安人，抑止不住继续研究印第安人的强烈愿望。从1857年起，他又开始作新的探索。 摩尔根早就注意到，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同他们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比如，对自己的父亲和他的兄弟都称父亲，对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姊妹都称母亲，等等。他要寻求其中的规律，找出正确的答案。他调查了苏兹、鄂吉布瓦等部落的亲属称谓，又通过传教士和旅行家们得到了美国西部、加拿大以及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的资料，发现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不是孤立的现象。他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设想：易洛魁人那一套亲属制度，也同样存在于美洲的其他印第安部落中，他们有共同的来源，可能来自亚洲。如果在亚洲的土著民族中找到与印第安人相同的亲属制度，那就可以证实这个论点了。为此他进行了长期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从1859年起，一连4年，每年夏天摩尔根都到印第安人地区去调查。头两年去中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州,1861年到北部明尼苏达州，1862年从堪萨斯沿密苏里河北上，一直走到西北部。摩尔根的4次调查，不仅研究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同时也对许多部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广泛的考察。这是摩尔根日后许多卓越发现的事实基础。在各个保留地，摩尔根目睹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对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深感气愤。后来他给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和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写信，提出了修改印第安人政策、改善他们的境遇的建议，但是没有结果。在旅行中，他记下了大量的调查笔记。1859年美国出版的《摩尔根印第安日志(1859—1862年)》就是这4次旅行考察的记载。 摩尔根是一个忠实的科学调查工作者，他尊重客观事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对于调查对象提供的资料，很注意分清哪些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哪些是道听途说的。他不满足于听，而是更注重直接观察。他所描写的印第安人习俗、仪式以至游戏，大都是他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的严格锻炼，摩尔根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那些反对他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找他的错，特别要找他的调查事实的错误，但事实最终证明错的正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摩尔根。 除了实地调查之外，摩尔根还使用一种独特的调查方法。他精心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格寄往世界各地，通过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传教士和有关的人，对当地的民族进行调查。这个范围广阔的调查历时10年之久，为摩尔根提供了大量的丰富资料。随着资料的积累，问题日益明确起来，不寻常的发现常常使摩尔根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他有时甚至关闭了律师事务所，着迷地埋头研究他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各种方式的调查，摩尔根掌握了世界民族中的近200种亲属制度资料。他在自己的有大量藏书的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1865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人类家族的血亲和

姻亲制度》，由于出版商的耽搁，延至1871年才出版。摩尔根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本来是打算解决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但研究的结果却使他取得了比原来的设想大得多的成就。关于人类家庭的历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人研究。1861年巴苛芬出版的《母权论》已提出了人类由杂交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原始时代早期是母权制的看法，但他没有明确地表述这些观点，而且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于宗教观念的发展引起的。摩尔根在自己的书中用大量的新的材料，系统地提出了家庭进化的理论，建立起人类家庭发展的历史，而家庭史是人类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人类是从杂交状态经过群婚的各个阶段和不同形式，又通过对偶婚阶段才达到阶级社会的一夫一妻制。这就彻底地推翻了先前的历史学家们主张的，家庭始终是社会的细胞、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理论。民族学家们认为，摩尔根对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前无古人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的发表，无论在自然科学界或社会科学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试图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起初摩尔根倾向于物种不变的观点。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原始社会领域的深入研究之后，他完全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进一步提出人类社会进化的学说。为了研究社会进化，摩尔根对海狸的活动进行了研究。一连几个夏天，在密执安半岛的森林和沼泽地带，长时间地观察海狸是怎样协力筑堰造巢的。1868年出版了《美洲海狸及其活动》一书。他把海狸筑堰造巢的活动和人类最原始的发明相比较，研究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并提出人类从动物分化出来但又不是截然区别于动物的看法。 六十年代末，摩尔根当选为州议员。他向议会提出增加印第安人教育经费等建议，为印第安人递交各种抗议书。 1870年6月，摩尔根偕同妻子、儿子去欧洲，作了一次14个月的长途旅行。他白天不知疲倦地参观古迹，晚上长时间地作笔记、写文章。美国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摩尔根欧洲旅行日记选》是其中的部分记录。在这次旅行中，摩尔根见到了当时欧洲的一些知名学者。在伦敦他愉快地会见了达尔文，还见到了赫胥黎和著名的同行们，如亨利·梅因、麦克伦南和拉伯克等。后二者在几年之后，对摩尔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摩尔根到达巴黎时，适逢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不久，街头上的革命标语、枪弹炮火的痕迹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对公社社员的英勇斗争深表同情。 1871至1877年，摩尔根专心撰写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古代社会》，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准备性的论文。《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这本书研究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从四个方面说明人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踏进文明的门槛。第一是发明和发现，叙述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谋取生活资料方式的不断进步。第二是政治观念的发展，阐明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从氏族制度发展到国家产生。第三是家庭婚姻观念的发展，探讨了家庭婚姻的历史，进一步发挥了他以前提出的家庭进化的理论。第四是财产观念的发展，阐述了财产的历史，财产从公有发展到私有，私有财产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几乎一无所知，流行着各种错误的理论。摩尔根通过研究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希腊、罗马的上古史以及其他民族的氏族组织，揭示出氏族的本质，指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原始时代的社会组织。摩尔根所提出的关于氏族制度的学说，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摩尔根在印第安人中进行的实

地调查，以及从世界各民族中搜集到的亲属制度资料，使他能够确定母系氏族先于父系氏族。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摩尔根“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 摩尔根不仅把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看作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而且很有远见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最终成就，并谈到了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 摩尔根晚年的健康情况欠佳，但在1878年夏季还由侄子陪同，到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去作了一次短期旅行，考察了一些考古遗址，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那些闪耀着远古时代的光辉的遗迹引起了摩尔根的极大兴趣，点燃着这个年迈体弱的学者的新的生命。他写了最后一部著作《美洲土著居民的住房和居住生活》，在1881年出版。书中系统地描写了印第安人住房的发展过程，把这个过程和他们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长时期的野外调查、刻苦探究和辛勤撰写，使摩尔根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书房里度过最后的岁月，于1881年12月17日逝世。终年63岁。

影响 摩尔根是美国的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伟大的民族学先驱。他毕生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科学事业,对原始社会历史和民族学的研究、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摩尔根一生著述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主要著作和部分文章之外，还有些手稿没有发表，有的文章搜集不到，有的已经被毁掉了。由于摩尔根的杰出成就，使他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187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学会成员，1880年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这是美国科学界给予一个民族学家的两个最高的荣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和他的主要科学成就给予崇高的评价。马克思在1881至1882年间研读了《古代社会》，做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打算用唯物史观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还没有实现这个心愿就逝世了。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同时还利用他本人多年研究古代史的成果，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恩格斯在书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摩尔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不可避免地持有一些唯心主义观点。比如把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都循着一致的途径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原因，归之于“人类心理一致”。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他的社会进化理论是符合唯物主义原理的。由于他勇于深入实际，敢于探索真理，采取科学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对大量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能够反映客观实际，提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理论，达到了唯物主义的结论。早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的著作中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那时对人类的原始状况知道得很少。摩尔根在原始历史领域内所作的极其有价值的研究，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 《古代社会》一书问世以来的100年间，

摩尔根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遭到了恶毒的诽谤和攻击。恩格斯赞扬它是“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这本书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在中国至少有7种以上的版本。《古代社会》于出版的当时在美国大受赞扬，而在英国却遭到粗暴的对待。十九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学适应殖民扩张的需要陆续出现了各种学派。人们把先前主张社会进化学说的称为进化学派。摩尔根被当作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且受到了各个学派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的高度评价，一方面提高了他的声望，一方面又激起了反对派的更加猛烈的攻击。反对派的目的是要推翻摩尔根的社会进化理论，反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普遍规律的理论。西方也有一些学者一直在维护着摩尔根的学说，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在重新研究摩尔根，重版他的著作，出版介绍他的生平和学说的书籍。摩尔根所提出的理论，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之中。 一个世纪以来在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大量的新的材料。摩尔根过去所用的一些资料需要用新的资料来代替，一些假说要被推翻。但是，他在原始历史研究上所建立的系统和基本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1]。 玛格丽特·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年12月16日-1978年11月15日)，美国女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1978年逝世后随即获授总统自由勋章(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家庭

米德诞生在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母亲则为争取妇女权益、黑人或移民待遇而四处奔走。米德在学生时代已经与罗塞‧克里斯曼(Luther Cressman)结了婚，1926年认识心理学家里欧‧福群(Leo Fortune)后不久，便与克里斯曼分手，1928年10月正式与里欧在新西兰结婚，但二人在1935年7月亦告离婚，1936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列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新加坡结婚，开始第三度婚姻，并于1939年12月诞下女儿凯萨琳。

研究

以随时求助。 米德根据萨摩亚的田野研究资料，于1928年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探讨了正值青春期的萨摩亚少女的性和家庭风俗，针砭美国社会对待青少年

的方式，轰动一时。在她的观察中，萨摩亚社会没有什么不良青少年，因为萨摩亚人不要求青少年服从任何清规诫律，青少年不必以反抗成规证明自己的存在。当然，由于米德自己是女性，未能亲身参与萨摩亚人只准男性参加讨论政治、宗教、经济的聚会，使她对整体社会的运作体系的了解有了很大限制。 后来米德再以《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年）一书，对西方社会中的“性别”议题投下炸弹，影响了整个世代的女权运动者，成为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支持因素。。她描述的原始部落都在新几内亚，米德以这书奠定性别的文化决定论。 在米德的笔下，阿拉佩什（Arapesh）是个“阴性”社会，理想的人恰恰符合西方社会对于理想女性的想像，“阿拉佩什男子并没有养成对女子颐指气使的习惯，也没有要求女子对他们唯命是从。在他们的观念中，男女之间不存在天赋的差异。……理想中的男子应该具有和蔼可亲、慈爱友善的秉性。而蒙杜古马

（Mundugumor）人却走向另一极端……无论男女，文化强调他们都应具备一种勇猛刚强的性格特征（宛如我们所说的男子气），以至完全摒弃了那种温柔的特征（即我们通常认为女子天赋的秉性）。”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两岁丧父，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0年赴欧，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某女子中学。1914年回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s of Culture，1934年出版)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该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

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混合物，但她的种族主义主张比较隐蔽。著作以《菊与刀》和《文化模式》为代表，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

玛丽·道格拉斯

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DBE，FBA（英文：Dame Mary Douglas，1921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6日）。英国人类学家，因其对于人类文化与象征主义的作品而闻名于世。 她的领域是社会人类学；她被认定为涂尔干的追随者与结构主义分析的提倡者，她对于宗教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eligion）具有强烈兴趣。

生平 她出生时，名为玛格丽特·玛丽·陶（Margaret Mary Tew），生于意大利圣雷莫，父亲是吉伯特·陶（Gilbert Tew），母亲是菲力丝·陶（Phyllis Tew）。父亲担任英国殖民地官员，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玛丽和妹妹派翠西亚，就在这个信仰之下被养育成人。母亲去世后，这对姐妹就由外祖父母所抚养，并就读在罗汉普顿

（Roehampton）的天主教圣心修院（Sacred Heart Convent，其后称为沃丁汉学校Woldingham School）。 玛丽从1939年到1943年，在英国圣安娜学院读书；在那里，她受到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vans-Pritchard）影响。 她在英国殖民部工作到1947年,之后她回到牛津大学，继续她未完成的研究所课业。她向艾德华·伊凡-普理查与M. N. Srinivas学习。1949年，她前往当时位于比属刚果的利利人（Lele）从事田野调查；这使得她前往位于开赛河与Loange河之间的区域，过著乡村生活。利利人生活在先前库巴王国的边缘。 在1950年代初期，她完成博士学位，嫁给詹姆斯·道格拉斯。他也是天主教徒，也出生于一个殖民地家庭（在印度

Simla，当时他的父亲在印度军队服役）。他们共生育三个孩子。她任教于院将近25年，之后她前往美国任教并写作达11年。她所发表关于风险分析和环境、消费与福利经济学、以及食品与仪式等主题的著作，引起了人类学学术圈以外的人们关注。 在美国纽约罗素赛奇学院（Russell Sage Institute）担任为期四年的基金会

文化研究教授（1977–81）之后，她前往西北大学担任人文学亚维隆教授，将神学与人类学研究连结起来。她的学术声望借由她的书《纯净和危险》（Purity and Danger）（1966）而建立。她与计量经济学家伊舍伍德（Baron Isherwood）合写了《财货的世界》（The World of Goods）（1978）一书，被视为经济人类学的先驱作品。 在英国女皇于2006年12月30日公布的新年授勋名单中，玛丽获颁大英帝国勋章（爵级司令勋章 DBE），成为女爵士。她在2007年5月16日，因癌症并发症于伦敦辞世，享年86岁。身后遗下三个孩子。她的丈夫则于2004年去世。

贡献 玛丽道格拉斯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她对于圣经利未记的诠释，以及她在创立“文化的危机理论”所扮演的角色。 道格拉斯的《纯净与危险》一书被认定为社会人类学的重要文本。 在《纯净与危险》一书的探求线路，追溯了在不同文化脉络下，用来指称污秽的字汇与意义。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污秽东西，是被人们认定出自于不合常规的位置（道格拉斯从威廉·詹姆斯的作品拉出这条路线）。她试图澄清在不同社会和时代之中，介于神圣、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的差异。透过对于仪式、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复杂与深思熟虑的阅读，她挑战了西方对于污染的概念，厘清了文化脉络与社会历史究竟有多么重要。 在《纯净与危险》，道格拉斯首先提出犹太律法并非如同许多人相信的，是原始的健康规则，或是随机选择的，做为犹太人对上帝许诺的试炼。反之，道格拉斯主张，律法关连到象征界线的维持。受到禁制的食物，就是那些似乎无法干净俐落地归入任何一种类别者。例如，猪在自然顺序的地位是不明确的，因为它们如同有蹄类动物一般，是偶蹄的，但并不反刍。 后来在《纯净与危险》的2002年版序言中，道格拉斯收回她在最初对犹太律法的解释，说这个解释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取而代之，她提出“这套摄食的律法错综复杂地塑造身体与祭仪彼此交叠的关系，以色列人只被允许食用将成为仪式牺牲的动物；这些动物则是由牧民所决定。因此，道格拉斯提出结论，受到禁制而不被食用的动物，事实上并非不纯净，这是由于“理性、正直与怜悯的圣经上帝，[从不]会是如此不一致，以至于创造出令人厌恶的动物”。道格拉斯在《纯净与危险》一书中，澄清她并非依据各宗教对纯净或污秽的理解，究竟是正面（肯定污秽）或其他，来判断这些宗教究竟是消极或乐观。 在《自然象征》（首次发行于1970年），道格拉斯引介一组相关联的概念，包括“群体”（如何明确定义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处于一个有界线的社会群体之内或之外)，以及“网格”（如何明确个人的社会角色是处于社会特权、要求权与义务的网络内)。这套群体与网格模式，后来受到修订与重新用来建立文化理论的基础。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年8月23日-2006年10月30日），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 克利福德·格尔茨

提出者。1926年8月，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中产阶层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获得哲学学位。受当时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主义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关系学系学习。1956年，他以《爪哇宗教》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博士称号。格尔茨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年8月23日-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出生于旧金山。 格尔茨第一个妻子是Storey，她帮助他完成了一些早期著作，1982年他们的婚姻走向结束。现在，她是普 克利福德·格尔茨

林西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名誉教授。1987年，格尔茨与另一个人类学家Karen Blu结婚。 格尔茨几次走访印度尼西亚，对印尼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巴厘和爪哇的这些田野工作孕育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同时也奠定了格尔茨的文化理论的基础。格尔茨的文章多以短小精悍的论文形式发表，以论文汇集形式发表的《文化解释学》和《地方性知识》，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表现意义的格尔茨风格。 十年来，格尔茨的见解不仅在《美国民族学家》杂志刊载的论文被广泛地引用，而且在人类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格尔茨也是著述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

经Antioc College与哈佛大学，于1956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历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主要成就在于对於摩洛哥印尼包括爪哇、巴厘岛等地的社会文化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文化、知识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化的诠释》中，他对於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讨和诠释，包括如深层描述等概念，其影响超出人类学，而及於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此外在另一部重要著作《地方知识》中，以实例来深入探讨人类学对於个别地区的研究所获得的种种知识，有其如何的意义。

格尔茨在哈佛开始他的学术生涯，他在那里担任研究助理和指导，1958年到1959年他在Palo Alto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员，随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助理教授。1960年到1970年，格尔茨在芝 克利福德·格尔茨

加哥大学度过十年，并且在 1964年成为正教授。1970年后，他加入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并成为该院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授，期间1978到1979年曾经短暂的牛津授课。 格尔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最初对人类宗教生活与符号体验感兴趣，后来致力于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到了晚年关注的重点又回到符号于文化上。格尔茨的思想理论与韦伯（Max Weber）、帕森斯（T. Parsons）和克拉克洪有很大联系，特别是韦伯思想中的“行为” “意义”“理解” 与“合理性” 成为格尔茨理论的主要前提。 对格尔茨来说，文化是一个象征系统，是由象征有机地结合而形成的意义体系。这里“意义”指的是包含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它是具有知觉、观念、理解、判断的一种包容性的概念。“象征”则被界定为所有事物、行为表现、事件、性质以及关系都是传递某种“意义”的载体（vehicle）。任何一种物质、行为表现、事件、言语活动，只要它是传递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它就是“象征 ”。但是意义又不是象征（物、体、行）本身的内在属性，是人所赋予的。人则是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里的动物，人的行动是一种传达意义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

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主张文化分析是寻求意义解释的科学，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

解”。由于人们常赋 克利福德·格尔茨

予事物以特殊的社会意义，多数情况下事实是多重的，它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实”，即事物原初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事实”，即人们所赋予事物的象征意义，包括对行为意义系统的分析、分析之后要对异文化的读者说什么，甚至也包括读者的理解。而“人为的事实”只有在特定的脉络中才能得到比较切合实际的答案，但人们受其自身能力限制，使我们在异文化经验研究领域里常常含混不清。 因此，在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所面临的是如何“理解他人的理解”的问题。 在方法论上，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是以当地人日常的，却又往往被人（包括当地人）们视为司空见惯的行为事实作为对象展开他的文化体系的分析。但格尔茨笔下的文化并不是运用概念符号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来的一种静态文化，而是动态的。 虽然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分析，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却是解读属于行为者场景条件下的这一文本。关于“如何著述一种文化”，格尔茨强调文化记述与叙述之间的“深入浅出”的一种“转换文化版本”的解释科学，即深入与浅出在一篇论文中同时并用的著述。深入，反映在深描，即在记述一个文化上，他与地方或特定场景下行为者的共识；浅出则表现在他深描之后的解释上，即与读者之间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两种理性代表了两种著述文化的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完美结合便构成了格尔茨的文化学。而有关我们记述了一种文化之后要干什么，在文化记述的基础之上你要对人类文明说些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类学正在实验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异文化研究，或者发人内省，或者引起文化批评。

概述

主要成就在於对於摩洛哥印尼包括爪哇、峇里岛等地的社会文化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对文化、知识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文化的诠释》中，他对於文化概念的深入探讨和诠释，包括如深层描述等概念，其影响超出人类学，而及於社会学、文化史、文化研究等方面。此外在另一部重要著作《地方知识》中，以实例来深入探讨人类学对於个别地区的研究所获得的种种知识，有其如何的意义。 格尔茨利用他丰富的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批评的知识底蕴，分析并解释仪式、艺术、信仰系统、制度以及其它他所定义的“符号“的含义。 1973年的《文化的阐释》成为其经典之作，曾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 格尔茨还有关于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田野调查的大部头著作。在被收录于《文化的阐释》中的一篇被最广泛引用的论文《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里，格尔茨分析了在这种“深层游戏”仪式形式里被建构、强调和维持的亲属关系以及社会关系。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萨林斯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大师之一。他生于 1930 年12月，于 1954 年获得密执根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73 年，调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杰出教授之职。萨林斯现为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萨林斯1960 年代曾为新进化论代表人物。1970 年代初开始，萨林斯开始致力于文化理论的重建工作，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结构人类学，确立了一种人类学的新风范。其主要代表作也于 1990 年代在得到了系统翻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于 19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出版萨林斯所著《甜蜜的悲哀》 及 《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四种。

埃文斯·普理查德（Sir E. E. Evans-Pritchard，1902-1973年），是上世纪享有盛誉的人类学家之一，生长于一个英格兰圣公会牧师的家庭，但在其42岁那年改宗天主教。他先是在牛津大学主修历史，1923年到伦敦经济学院，在塞利格曼和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并最终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领军人物。

在埃文斯·普理查德的众多著作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研究非洲阿赞德人和努尔人的一系列精彩绝伦、细致入微的民族志作品，包括《阿赞德人巫术、神谕和魔法》、《努尔人的宗教》、《原始宗教理论》。

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一书中，埃文斯·普理查德生动地描述了阿赞德人的巫术实践活动。正是透过这些细节的描绘，埃文斯·普理查德成功地提醒我们，从阿赞德人的视角出发，那些看似荒诞的巫术和魔法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全贯通而有理性的体系，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他指出，这个体系为所有个人的不幸事件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但它并不是完全排斥我们所谓的自然因的、科学的理性解释。或者说，阿赞德人并不认为科学体系与他们由巫术、魔法和宗教所构成的体系之间有什么冲突或竞争，因为这些都是生活整体的共同组成部分。

《努尔人的宗教》无疑是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宗教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在他的笔下，尽管努尔人过着极为简陋的物质生活，但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所谓未开化或迷信的文化体系，他们的文化体系有着抽象和复杂的神学，甚至在某些方面与犹太人的一神教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十分相似。在对努尔人神灵体系的考察中，普理查德注意到努尔人的神的阶层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关联，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努尔人的神灵世界显然与社会团体及其运作机制有着某种对应关系，神灵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缩影。

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原始宗教理论》一书中，试图解答一个疑问：为什么早期人类会坚持那些对于现代人来说非理性的巫术和宗教，以及为什么在科学进步的情况下，仍然还有那么多现代人坚守宗教信仰。他将这些解答分为两种类型：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前者包括缪勒、泰勒、弗雷泽、弗洛伊德等，后者则有马克思、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等。埃文斯·普理查德对于心理学进路的解答措辞激烈，认为这些研究实际上犯了“如果我是一匹马”的错误，这些研究者并不真正了解一个原始人是如何思考的，而是想像原始人在以他们一样的方式进行思考。相对而言，他对以马克思、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进路更为欣赏，因为他们是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宗教，而不是从个体出发。埃文斯·普理查德与列维·布留尔一样，认为原始人的心智有其自身的逻辑，其宗教信仰是在其世界观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理性行为。进一步说，宗教并非是完全非理性的，同时，我们现代人的心智与原始人的是一样的，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具理性。

人类学家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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