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作者：刘平孙昉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05期

[DOI]10.15939/j.jujsse.2015.02.011

导言：小朝廷，大问题

如果说满人入关前的历史是清史之首的话，溥仪小朝廷时期就是清史之尾，

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从1912年2月宣统帝退位，至192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小朝廷在北京紫禁城内廷①部分存在了12年多。既往研究中，溥仪小朝廷(即逊清皇室)是作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尾巴”之一，或是伪满政权的背景资料来认识的，相应的学术成果大都集中于张勋复辟之事，野史笔记则着墨于溥仪等人的轶事趣闻。实则，小朝廷不仅是北京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是北洋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实体。

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下称《优待条件》)，清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所谓“宫禁”，即紫禁城的内廷部分；《优待条件》规定，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其政治权力限于内廷，社会活动也大受限制。尽管如此，作为内部分层明显的政治实体，小朝廷仍然保留着各类缩微机构，发挥自身的各项功能，并且与外界社会发生比较复杂的关系。

以往，人们习惯以“复辟”之事来概括小朝廷的政治活动，认为其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着颠覆民国、复辟清朝来实施的。实际上，这种僵化观点无法使人真正认识小朝廷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实施。固然，复辟与小朝廷如影随形，但是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在客观上超出了复辟所限定的框架，如避免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安抚遗老遗少、改善与外界社会的关系等，其内部结构处于成员分化、权力再分配和观念变革的演变过程中，还有外部势力，特别是日本人的介入。所以，小朝廷虽然存在时间短暂，活动空间狭小，但其政治活动绝非可用“复辟”一言以蔽之的。

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对封建政治体制的革除是不彻底的，没有达到恩格斯所期望的那种程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1]405。小朝廷的出现是当时南北双方协商的结果，有别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的“满洲国”。

关于溥仪小朝廷的研究，学术界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现就与本文有关的成果略加介绍。

(1)关于小朝廷与民国政府的关系。章开沅、刘望龄于1964年就民初“遗老”的复辟活动发表文章，该文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但是注意到复辟势力对社会舆论的争夺。[2]有学者从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的关系入手，分析小朝廷复辟意识强化的原因，认为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从稍加控制到放任不管，冯玉祥的驱逐行动造成了刺激溥仪勾结外人、图谋复辟的消极后果。[3]有人以清史馆设置的曲折过程为视角，探讨了袁世凯政府与逊清皇室的微妙关系。[4]

(2)关于逊清遗老的心态和行为。这类研究的范围不限于北京，那些散居于京津沪和青岛等地的遗老往往被作为一类具有共同政治符号的人物加以研究，有人曾经探讨遗老们的生死节义观，认为他们的观念很难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同。[5]当然，作为民初一个饱含历史信息的特殊阶层，关于逊清遗老的研究仍显薄弱。

(3)关于小朝廷的日常生活变迁及其与北京市民阶层的关系。有人认为小朝廷已经趋于时尚化，在生活习俗上与社会民众的心理产生了互动与协适。[6]当然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小朝廷在生活上对外部社会的依赖，两者在社会心理上的某些共性，比如对民国政局动荡的不满，还有小朝廷改善自身社会形象的动机和效果也有待于探讨。

(4)小朝廷与北京旗人群体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北京，存在着一个贫困旗人群体，他们对小朝廷多有期待，而小朝廷自顾不暇。[7]829常书红的博士论文论述了北京旗人贫富分化的过程，并批评北洋政府救济旗人的作为不力。[8]但小朝廷何以未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而是自甘封闭或者祈求渺不可及的复辟，正是我们应当着力探讨的。美国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所著《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其中涉及满汉关系对北洋时期政治变化的影响，值得关注。②关于民国时期北京社会史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开始触及，但是对小朝廷的社会活动仍未予以应有的关注。有人注意到依附小朝廷的前清宗亲勋贵在民国时代的败落现象及其原因，但未将触角深入到紫禁城内部。[9]5-8有关北京的综合性、通史性研究，例如近年出版的《北京通史》，或许是受体例限制，也未能充分展开对小朝廷历史的叙述。

(5)相关资料与记载的不断出版。其中，溥仪师傅、英人庄士敦于1934年所著《紫禁城的黄昏》③以及清宫史专家秦国经所著《逊清皇室轶事》④[10]等书，既有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虽然经过老舍等人的润色加工，仍然比较真实地透露了溥仪在紫禁城成长时的心态并且披露了小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⑤一些满族文学家描写民国北京旗人生活的文艺作品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如老舍生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和颜一烟的自传体小说《盐丁儿》。

简言之，关于小朝廷之政治史(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学术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探讨和资料整理上都处于有待拓展的阶段。例如，众所周知，日本是溥仪等人叛逃的“推手”，但日本是如何利用小朝廷与民国政府之间日益破裂的关系，由暗转明、由浅变深地步步介入小朝廷的政治活动，最终实现对溥仪等人的掌控的？小朝廷的内部机制如何运作？还有，以往研究偏重于溥仪和某些知名遗老如陈宝琛、郑孝胥等的关系，对其他小朝廷人物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例如小朝廷中的同光两朝后妃，只是对隆裕太后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有所述及，但对四大太妃的争权活动却鲜有关注；小朝廷的重大公开社会活动带有宣示自己合法性的目的，如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一白一红两大典礼，人们往往从逸闻趣事角度加以描绘，很少有学者揭示其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故而，“复辟”一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对小朝廷政治活动的认识。小朝廷虽然是一个“封建”堡垒，但并非不可转变。张勋复辟失败后，随着一些遗老的陆续故世，溥仪逐渐成长，谋求复辟的欲望已经开始淡化，小朝廷青年成员更多的是追求时尚生活，对复辟无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若假以时日，随着顽固复辟分子影响力的衰微，小朝廷最终放弃复辟的努力，谋求在民国体制内继续存在并非没有可能。后来冯玉祥、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虽有“反君主反封建”之名，实则为渊驱鱼，造成对于国家民族的灾难性后果。

展开对小朝廷政治史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民国政治史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实现高度宽容的社会体制这一现实命题。因为，民主共和制度的完善不仅体现在对封建专制的铲除上，也表征于对异己群体的宽容与和解上——有效宽容是传统、保守的政治实体向着良性、现代性转化的条件之一。

一、转型：从大帝国到小朝廷

1912年2月，根据南北和谈达成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暂居宫禁”。这不仅是一次全国政权的和平交接，也是一次比较顺利的制度与社会转型。

这一政治转型具有积极意义，避免了大规模的血腥政治报复，使得武昌起义后各地的满汉仇杀骤然停止，比较顺利地开启了民国时代。至于民国政府优待清室并保留尊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有成例可循。曹魏代汉，魏文帝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11]《文帝纪》。西晋取代曹魏，20岁的曹奂退位，被封为“陈留王”，以58岁之龄善终于洛阳金墉城。但更多的王朝更替故事是处死前代帝王，或驱逐于边疆荒徼，尤其是清朝初立，曾经不遗余力地网罗诛杀明朝藩王和宗室。因此，逊清皇室没有遭受大规模报复，能在北京享受优待条件算是极为幸运的。岑春煊曾感叹：“以数千年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之国，犹复优待清室，不失尊荣，以视前朝易姓诛夷之惨，相去何止天渊。”1237即使放在全球范围来看，这一转型的积极意义也是不可忽视的。溥仪退位不久，“一战”爆发，最终导致俄罗斯、奥匈、德意志和奥斯曼土耳其这“四大帝国”相继瓦解，残酷的政治报复和镇压紧随其后，这些帝国的末代皇帝或逃亡，或遭杀戮。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眷属就被苏俄政府秘密枪杀，大批沙俄贵族纷纷逃亡，在国外成为落魄余生的“白俄”。因此，民国政府对小朝廷的优待为当时国内各地处理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示范，一度波及全国的满汉仇杀也迅速平息；⑥同时也是现代世界舞台政权和平更替的良好例子。

民国政府对小朝廷的优待还极大约束了复辟势力。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一些政治势力往往利用被废帝王的非正常死亡或下落不明来拥立新君，扩大号召力。小朝廷继续居留北京，使溥仪和隆裕太后依附于民国政府，在客观上堵塞了一些遗老遗少在外地另立宗室子弟为帝，建立与民国政府对抗的割据政权的可能。即使张勋复辟得意一时，也很快灰飞烟灭。试想，如果存在一个有能力与民国政府长期对峙的复辟派，与袁世凯死后的连年军阀混战纠结于同一时空，中国更会平添诸多混乱与悲剧。

当然，从小朝廷的角度来说，这一转型是被迫无奈的。

民国政府在优待小朝廷的同时，也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阻隔了其参政权，只是在体制内为个别遗老设置了职位，如荫昌担任大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代表政府出入宫廷，向小朝廷宣达公文或参与庆吊之事。小朝廷的政治活动空间也日益狭小。与帝国时代相比，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空间被挤压于紫禁城内廷，当时从属小朝廷的土地尚有颐和园、太庙、帝陵、沈阳故宫、热河山庄等处，但是这些区域互不连接。而民国政府迟迟没有履行将小朝廷安置颐和园的承诺⑦，小朝廷的公开社会活动实际上都在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中。所以，尽管小朝廷当时处于首都的中心区域，但已经改变不了它被边缘化的趋势。

经济资源的萎缩是小朝廷政治转型的直接产物。小朝廷丧失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再也无法动用皇权来征收税赋和贡品，“皇家”生活又要保持体面，供养大批非生产性人员，而政府拨款经常不能足额到位，甚至屡屡拖欠，极大地限制了小朝廷的政治运作和日常生活。

小朝廷的转型是在外松内紧的环境下进行的，还伴随着主要成员生命之新陈代谢和观念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小朝廷失去了帝国时代的权威，但在政治运作上又明显保留帝国传统，《大清会典》依然是小朝廷的政治和日常活动的法规依据，尽管事实上许多条文已经无法实施了。

二、小朝廷的内部分层与管理

政治并不限于对全国性事务的管理，对某一群体的管理亦属于政治范畴。有人这样定义政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个人和群体对这种治理所具有的控制力的相关安排。”[13]9可以看出，虽然小朝廷丧失了统治全国的功能，但是仍然具有管理内部事务的功能。处于狭小空间的小朝廷，内部仍然有着明显的上下主次关系，其内部分层主要包括：

(1)幼年“皇帝”溥仪和其他青少年宗室成员，如入宫伴读的溥仪胞弟溥杰、载涛之子溥佳和溥伦之子毓崇等。他们普遍低龄，性格处于成型期，对外界事物比较好奇，比较反感琐碎而刻板的宫廷礼仪。但他们的社会化程度较低，容易受人摆布操控。

(2)步入中年的宣统朝少壮亲贵，如前监国摄政王载沣、前军谘部大臣载涛、前度支部大臣载泽和溥伦等。这些人虽然曾经操控军政大权，但在政治上缺乏远见和能力，对复辟事业抱有悲观情绪。溥仪退位前夕，这些年富力强的亲贵成员基本上没有参与事关王朝命运的协商，而是听任隆裕太后与袁世凯讨价还价。这种怯弱心态基本上贯穿于他们的余生。

(3)同治光绪时期的后妃，这些人有隆裕太后叶赫那拉氏、端康太妃他他拉氏(光绪帝瑾妃)、庄和太妃阿鲁特氏(同治帝珣妃)、荣惠太妃西林觉罗氏(同治帝瑨嫔)、敬懿太妃赫舍里氏(同治帝瑜妃)。这些曾受慈禧太后长期压制的同光两朝后妃，在小朝廷里颇有权力欲望。

(4)在紫禁城效力的非宗室遗老大臣，如陈宝琛、郑孝胥、陆润庠、绍英等。这些人均系帝国时代的“忠臣”，官场斗争经验丰富，在政治上极度仇视民国，但在是否托庇外国势力以求复辟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5)宫内太监宫女仆役等下层人物。虽然《优待条件》中要求小朝廷不得再接收阉人入宫当太监，但原先留存的宦官由于身体残缺，已经无法走出紫禁城，融入社会。目前由于资料所限，小朝廷内的太监数目不详。⑧深得慈禧和隆裕两朝太后信任的大太监张兰德(即小德张)曾是袁世凯重点收买的对象。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就通过小德张向隆裕吹风，加重她对革命的恐惧心理，迫使其步步退让。公允而言，虽然小德张是出于私心而听从袁世凯的嘱咐布置，但是客观上却消除了皇室的不必要抵抗，为民国顺利取代清朝铺平了道路。1913年，小德张离开紫禁城后，小朝廷就再也没有出现能深度干预政务的大太监了。但仍有太监卷入到宫廷内部的矛盾之中。小朝廷里比较出名的宫女当属溥仪的乳母王连寿。这个出身农家的女子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但是由于溥仪对她的高度依赖(溥仪实际上是把她当做母爱的唯一来源)，因此她多少能用自己的母性来感化任性而又迷惘的溥仪，曾多次出面缓和溥仪与太监们的紧张关系。当然，这个善良女人的力量终究无法阻挡溥仪在政治上的步步下滑。

在上述五个群体之外，我们还要提到英国人庄士敦。尽管这个个性孤僻而又倔强的前威海卫租借地总督在紫禁城里实在构不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但他凭借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强势背景，对溥仪等青少年成员从观念到身体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拉近了小朝廷和东交民巷公使团的距离。

围绕着小朝廷事务，宫内各色人等滋生出一系列尖锐的矛盾。溥仪退位后，小朝廷政务仍由隆裕太后垂帘主持，但她在政治上既无远见，又无胆识。她的小叔子载涛回忆道：“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14]83与亡夫光绪帝的长期不和⑨，也加深了她的负面形象，所以她在宫廷内外人望甚低。

由于活动空间狭小，同光两朝后妃可以经常与溥仪见面。清朝严格实行的太妃太嫔必须和嗣皇帝回避的制度事实上已经无法实行。⑩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拥有嗣母身份的隆裕太后可以掌控溥仪，其他太妃也可以对溥仪这个兼祧同治和光绪两朝先帝的嗣皇帝施加影响。1913年2月隆裕太后抑郁而终后，健在的同光两朝太妃在宫中展开明争暗斗，人称“四宫之争”。这些太妃无不想方设法争取溥仪站在自己一边。其中，瑜妃比较咄咄逼人，“闻四妃之中，瑜贵妃口才颇长”[15]。办-理隆裕丧事期间，宫内就传出瑜妃将成为皇太后的消息。(11)但这些太妃毕竟长期生活在狭小的紫禁城里，不似慈禧阅历多，见识广，因此她们对政治事务操作的复杂性缺乏感性认识。在四宫太妃看来，小朝廷政治就是放大了的贵族家庭事务，因此她们也只是在琐碎的宫廷日常事务上喋喋不休，意气用事，对事关小朝廷命运的优待、复辟等问题却鲜有主张，唯唯而已。

溥仪在遗老大臣支持下，抗拒太妃们或明或暗的控制。随着年龄增长，溥仪和太妃们的矛盾迅速表面化，尤其反映在“立后”问题上。这些太妃在溥仪的婚事上，各自施加影响和压力。溥仪起初中意额尔德特氏的文绣，敬懿太妃甚为高兴，端康太妃却加以反对，向溥仪推荐来自郭布罗氏的婉容。溥仪很不乐意，但经过王公大臣劝说，最后分别将婉容和文绣封为“皇后”和“淑妃”。溥仪可以说是以苦涩的心情步入大婚殿堂的，此事在其心中留下了阴影。

随着一些遗老大臣和太妃的病故，加之大婚后的溥仪已经取得亲政权力，溥仪在生活观念上屡屡与长辈发生冲突，但是围绕实现复辟这一命题上，小朝廷仍然具有共识。而且，小朝廷的生存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溥仪和其他成员的相互依赖。

由于在国家政治上无法作为，小朝廷所能处理的政务仅有日常宫廷琐事和遗老奏陈。此时军机处和内阁已不复存在，谕旨发布和接收奏章就由内务府负责，宗人府则继续负责宗室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事务。内务府和宗人府遂成为小朝廷的两个主要机构。

主持日常事务、掌管经费收支的内务府显得格外重要，成为亲贵和遗老各自争取的对象。内务府理财乏术，贪墨横行，庄士敦极为鄙夷地将其比作“吮干了王朝血液的吸血鬼”[16]157。尽管如此，内务府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控制溥仪等人的活动，当一名太监露出溥仪和溥杰兄弟将离开紫禁城出洋的消息时，就立即加强宫门戒备并发动王公后妃出面阻拦，致使溥仪兄弟出走计划落空。

在前清，内务府分设多个部门，人员众多。(12)此时，内务府不得不进行缩编，以节省经费。1914年7月9日，小朝廷以溥仪名义颁布缩编减员谕旨，将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苑归并于内务府，各司处共裁撤272人。1922年，内务府再次裁减308人。[10]10-11

宗人府职责主要是负责皇室成员的各种事务管理。1913年，宗人府成立清理王公田产调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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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朝廷内部贵族与太监之间的主仆关系也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民国政府一再要求小朝廷废止太监制度。1915年12月，即将称帝的袁世凯重申：“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著即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17]148。但小朝廷要严防男性仆役“秽乱后宫”，对此置若罔闻。当时还有少数贫困男童被家人私自“净身”后，送入宫中作太监，如所谓“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就是其中之一。(13)宦官制度的顽固存在，不可避免地使这些“奴才”卷入宫内矛盾。四宫太妃就仿效慈禧，指派亲信太监暗中监视溥仪。一些品行不端的太监屡屡盗窃宫廷古玩字画，更是引起溥仪等人的恼怒。1923年7月，溥仪下令遣散大部分太监，终结了非人性的宦官制度。

三、小朝廷的政治观与政治社会活动

北洋时期是中国知识界反思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挫折并寻求新的救国之路的时期。小朝廷在此期间也在观察民国政治的演变，但其政治目的不是“救民”，乃是“救己”，即恢复清朝。由此，仇视民国与渴求复辟构成了小朝廷政治观的两大支点。

小朝廷对于大权旁落、经济支绌的状况十分不满。载沣曾对溥杰说：“清朝现在是完了，过去英国并吞印度，印度王公在社会上还有地位，可我们现在怎样呢？”[18]20隆裕太后生前对轻率出让统治权十分懊悔，屡屡自责，以致抑郁而终。1917年，64岁的前东三省总督锡良临终前上遗表：“辛亥以来，臣心不死，臣力已衰，废疾遽膺，于兹六载。……臣惟愿我皇上，本尧舜之天资，守祖宗之成训，使圣功王道日进无疆，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19]1344。

小朝廷成员和散居各地的遗老用种种方式表达对民国政府的抗拒。小朝廷在紫禁城坚持使用宣统年号，拒绝使用民国纪年。住在杭州的前广东监察御史陈曾寿要求避溥仪名讳，敬缺“仪”字末笔，并且不准提当时已经通行的“前清”和“满清”之类词语，而要称“本朝”。[20]5立志效忠小朝廷的遗老彼此以气节相互激励。连年军阀混战、外交屈辱、民生艰难等严酷现实为小朝廷提供了复辟的依据。赵世骏在醇王府给溥杰讲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语时，就与当时的混乱政局联系起来：“变法图强就是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就因‘群龙无首’，所以内忧外患才相逼而来”。当时年仅10岁的溥杰问道：“如果拿现在的军队和外国打仗，绝对赢不了么？”赵世骏就答道：“你不要看同室操戈闹得火热，一碰到列强，能支持十分钟就是好的。”[18]20可见，逊清遗老对民国的仇视是有现实基础的。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央政权自然无法消弭国家裂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小朝廷。(14)当然，也有一些遗老对复辟表现漠然，并多少接受了民国统治的事实，如晚年那桐在日记中并未表露对民国的仇视，而且坦然使用民国纪年(有时也用宣统纪年)。1914年初，那桐怡然自得地说：“隐居海滨，消受清福，别有意味”，甚至写下“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过一年春”这样及时行乐的对联。[21]765

1917年7月，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迫使黎元洪下台，拥戴溥仪“重登大宝”。张勋的一时得手，使得小朝廷和旗人贵族家庭兴高采烈。满族女作家颜一烟在《盐丁儿》中对此有着精彩的描写。[22]24张勋复辟失败后，小朝廷复辟前途更加渺茫。即使对民国政局深感失望而又倾慕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如杨度也不敢贸然赞成恢复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宁可主张由一个强而有力的袁世凯来走拿破仑的道路。

由于国内难以寻找援助，一些遗老们开始求助于外国势力，希望溥仪能重演夏朝的“少康复国”故事。后来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的陈宝琛在为溥仪讲授《御批通鉴辑览》中八旬老臣靡奔有鬲氏求助，协助少康复兴夏朝的故事时，意味深长地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18]20。这种说教使得溥仪更加滋长借助外援实现复辟的念头。

庄士敦讲说的欧洲君主历史也强化了溥仪借助外援实现复辟的念头。庄士敦不仅带来了西式生活方式和观念，而且也带来了欧洲君主制观念。他在给溥仪兄弟讲授英语的同时，曾讲述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故事。在欧洲，英国与荷兰都是以君主立宪制取代一度成立的共和制而延续至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复辟历史无疑会吸引溥仪等青年宗室成员的眼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溥仪兄弟萌生离开紫禁城、出洋求助的念头。由于荷兰公使馆曾为张勋提供庇护，因此溥仪兄弟首先把荷兰视为可靠的求援对象。溥杰曾登门拜访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请求荷兰政府提供便利，协助他和溥仪前往英国留学，欧登科欣然同意。庄士敦获知此事并质问溥仪后，也未作反对。在预定出走的当天晚上，欧登科在紫禁城外等候，岂料太监泄露机密，使溥仪兄弟出走失败。实际上，如果溥仪兄弟成功出走海外，恰恰是民国政府乐意接受的结果，因为按照近代中国政治思维惯例，政治异己一旦离开，甚至长期定居国外，对国内的政治影响将大大下降，而且可以使当局避免背上迫害政治异己的舆论指责。

有些遗老萌生利用姻亲关系来换取外国势力对复辟的支持。寓居青岛的劳乃宣曾建议溥仪跟德国皇室结亲，以“德皇驸马”的身份取得德国对复辟的支持。由于当时德国败局已经日渐明显，所以劳乃宣的建议被四宫太妃斥为荒唐。但“外国驸马”之梦后来却在日本人的手中实现了。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溥杰和日本嵯峨实胜侯爵的长女嵯峨浩结婚，此为后话。

由于复辟一时无望，小朝廷不得不试图通过公开的社会政治交往来改善自身形象并争取国内军阀政客的支持。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小朝廷对其寄予厚望。然而，徐世昌无兵无卒，自身难保。小朝廷转而把实力派军阀作为重点争取对象。1923年4月22日，吴佩孚在洛阳过50寿辰，小朝廷派福启为代表，前往洛阳祝寿并赠送厚礼。次年，小朝廷又向吴佩孚赠送宫藏的无量寿佛像。[10]4310月，曹锟“当选”大总统，小朝廷不仅致电祝贺，还在曹锟进京后派载润携书前往总统府祝贺。盘踞东三省的张作霖也是小朝廷重点收买的对象。小朝廷曾多次以各种名义向张馈赠厚礼，希望这个驻守“龙兴之地”的军阀能支持复辟。(15)

一些从清朝臣工变身的民国军政要人对小朝廷多少怀有恻隐之情。例如冯国璋，在煤渣胡同的住宅客厅里，把红顶花翎官帽放在四足帽架上，还用一块紫色“帽袱子”盖在这顶清朝官帽上；他还把“短短的小辫”一直留到1912年8月即将前往天津就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23]865“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更是把辫子留到了1915年，以履行自己为清廷守制三年的承诺。[24]909这些怀旧和恻隐之心毕竟不能形成气候，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北洋要人对小朝廷的感情日渐淡漠。即使像冯国璋这样怀念“故君之恩”的人，当上大总统后，也就不再流露对清廷的眷顾之情了，毕竟张勋复辟失败是覆车之鉴，为了巩固权力，冯国璋自然不能在反复辟问题上有所动摇，授柄于其对手、“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继任大总统徐世昌也只是和小朝廷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小朝廷还曾试图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实现和解。1912年，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进京。消息传出后，小朝廷亦做出积极回应，内务府筹备接待孙中山一行的筵宴。孙中山抵达天津时，那桐把自己的住宅借给五族共进会，用以宴请孙中山。[21]728

孙中山和载沣的会面是当时颇为引人瞩目之事。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由步兵统领江朝宗陪同，前往醇王府拜访载沣。晤谈中，孙中山称赞载沣自动退位的明智之举，并称自己将从事实业建设。(16)载沣仅是寒暄，没有发表任何政见。事后，载沣在日记中记述：“孙中山来晤谈，江大金吾在座”[25]120，未再提供更为详细的内容。13日，载沣在江朝宗陪同下回访孙中山。遗憾的是，关于此次回访的谈话内容，至今未见有相关史料记载。(17)尽管目前史料尚不能为我们提供孙中山与载沣会见的详细内容，但是二人的会见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孙中山在赠送载沣的照片上题写“醇亲王惠存”字样，表明孙中山承认保留的清室爵号，对优待清室的政策有所赞成。小朝廷对孙中山的看法也似乎有所改变，此后很少见到小朝廷对孙中山加以人身攻击。而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也很少以小朝廷作为抨击对象。当然，张勋复辟期间，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宣布与复辟势力不共戴天。当时真正和小朝廷纠结不已的政治主体恰恰是被北洋旧臣所操控的民国政府，双方矛盾成为外国势力介入的突破口。

外国势力的介入是小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幕。小朝廷曾寄望于欧美列强，庄士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紫禁城的。然而，他的活动更多地带有个人色彩。小朝廷与日本的关系则在小朝廷后期的一系列事件中迅速升温。1923年8月，溥仪聘请日本武师松本桥子入宫教习日式武术。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溥仪向日本政府捐赠了价值不菲的古玩字画，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密切关注。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代表大正天皇入宫向溥仪致谢。1924年1月，皇太子裕仁大婚，溥仪向日本皇室致函祝贺。

善耆和溥伟等一些寓居日占旅大租借地的遗老遗少，把日本视为支持复辟的可靠后盾。日本人的介入完全是为实现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早在清末，一些日本人就和清宗室往来密切。川岛浪速就和肃亲王善耆成为结义兄弟，善耆的女儿金璧辉也成为川岛浪速的养女兼情妇，起名川岛芳子。后来，在关东军操纵溥仪潜往东北之后，川岛芳子协助“皇后”婉容潜赴东北。身在紫禁城、追慕欧洲贵族生活的溥仪尚未确定投靠日本人，被驱逐出宫后不久，与日本人往来密切的郑孝胥即策划护送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最终使溥仪成为日本人操控的一个筹码。充满复辟意识的溥仪等人完全被日本人的“善意”所迷惑，一步步落入其彀中。

四、小朝廷与外部社会：红白仪式的政治宣示

小朝廷在有意缓和与民国政府之关系的同时，又通过重大仪典来向社会公众宣示自己的合法性。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两场仪典不仅极为铺陈，而且都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味。

1913年2月22日，年仅46岁的隆裕太后病逝。此时距溥仪退位仅一年时间，小朝廷内对她答应宣统退位之举颇有非议，隆裕抑郁以终，临终时仅溥仪、世续和两三名宫女在旁。隆裕中年而亡自然算不上“喜丧”，但是却为小朝廷提供了博取社会同情的机会。小朝廷按照典制来操办隆裕的身后之事，为隆裕上谥号“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庙号为“景皇后”。袁世凯为了强调自己从清朝继承而来的“正统”，并暗中否定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的合法性(隆裕死后不久发生宋教仁被刺案)，有意识地把隆裕描绘成一个深识大体的人物，甚至把促成共和之事也归功于她：“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26]174

副总统黎元洪唁电称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又送挽联云：“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更是发表公启称：“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他还提议并主持了在太和殿举行的全国国民哀悼大会。各地军政要员也纷纷向清室发来唁电，或是赴京参加葬礼。山西都督阎锡山唁电称：“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姓，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27]总之，这些公开发表的政界言论无不高度肯定隆裕太后生前的退位之举，无形中也重申了优待清室的政策。正是在这种人为制造的舆论环境下，袁世凯下令“以外国君主最优礼遇”来协助小朝廷举办隆裕丧事，要求各级官署下半旗二十七日，官员缠黑纱致哀。又召开国务院特别会议，提议：“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提案。

民间报刊舆论对隆裕太后的评论也多以正面为主。《中国日报》称：“秉性柔懦……惟清廷退位，后力居多，将来共和史中亦不失有价值之人物也。”《亚细亚日报》称：“隆裕太后去岁不为亲贵浮言所动，力主共和，实为有造民国。今一日崩御，我五族国民，当同情哀悼。”[15]这些颇有过誉色彩的评论有助于强化社会公众对于小朝廷的同情。

1922年溥仪即将大婚，载涛担任大婚筹备处总理，将出售奉天圈地所得的20万元用于大婚支出。遗老赠礼万元以上的有陈伯陶和张勋等，陈夔龙、李经迈和刘翰怡原承诺各赠送1万元，后实际赠送5 000元。民国军政要人也纷纷以私人名义致贺赠礼，如徐世昌赠金2万，张作霖赠金1万。时任大总统黎元洪派黄开文入宫致贺，赠送礼品8件并赠送对联：“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28]。

小朝廷铺张筹办溥仪大婚典礼，是颇有深意的。有人认为，当时由于国会议员骆继汉提出取消优待清室的议案，引起小朝廷恐慌，担心国会将通过该项议案，就以筹备大婚来揽财。[28]实际上，小朝廷筹办溥仪大婚不仅是为了募集资财，解决财政困难，还有向公众再度宣示自己合法性的用意。尽管民国政府派人以官方身份致贺，允准小朝廷仪仗通过街衢并派军警人员维持秩序，但对溥仪大婚加以种种限制。按照大清典章制度规定，新婚皇后及其仪仗必须通过前朝诸门，民国政府只允准自东华门入紫禁城。尽管如此，溥仪大婚的典礼还是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许多市民拥挤在街道两边一睹为快。“小皇帝娶娘娘”一时间成为京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这两场红白仪式一度扩大了小朝廷的政治活动空间，向公众宣示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更暗示了未来复辟的“合理性”。对众多北京市民而言，小朝廷奢侈铺张的红白仪式不仅提供了一种怀旧追昔的机会，也淡化了人们对小朝廷的反感，特别是溥仪大婚，更是消减了张勋复辟给北京市民带来的惊扰记忆。

相对于民国政治体制而言，小朝廷是一种政治异端。对于异端政治力量的宽容，本身就是共和制度的应有之义。应该说，民国政府对小朝廷的优待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

问题是，民国政府既没有向小朝廷适度开放政治空间，充分给予合法权利，又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消泯其复辟意图。冯玉祥、鹿钟麟通过驱逐溥仪出宫结束了小朝廷在紫禁城这一小片区域的合法存在，使得其成员进入一个茫然无助的空间，表面上看来是铲除了“帝制”的最后象征，实际上是迫使怀抱复辟之心的溥仪真正走上复辟之路。正如美籍华人学者段义孚所说：“空间的开放性提示未来，启发人积极行动。然而空间的旷阔与自由亦能带来负面的无助与恐惧感。”[29]54

驱逐溥仪的行动客观上是为渊驱鱼，把早已心怀不满的溥仪等人赶进了日本人的网罗之中，为日后中国政局演变设下了一个极具威胁性的机关。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乾隆、慈禧都遭到剖棺毁尸的厄运，而国民政府对这一引起公愤的恶性事件处置不当，未能妥善安抚溥仪，致使溥仪等人更加仇视民国。所以，对小朝廷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恰恰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和长期化。

本文系笔者近年进行的“溥仪小朝廷”系列研究之二，第一篇为《溥仪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故宫学刊》总第11辑)以及提交相关会议的《近代产权视角下的故宫文物流失》、《溥仪小朝廷与故宫学的萌芽——罗振玉与王国维相关学术活动评价》等。

①紫禁城分外朝(或称前朝)、内廷(或称后廷)两大部分。所谓“前朝”，指的是太和、中和与保和三大殿区域；保和殿以北为内廷部分，有乾清宫、交泰殿与坤宁宫，直通御花园、神武门。参见单士元：《故宫史话》“前言”及第16页，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②Edward J.M.Rhoads.Manchus & Han:Ethnic Rel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1861-1928.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中译本由王琴、刘润堂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按：笔者认为，该书书名译为《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更为贴切。

③Reginald F.Johnston.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Victor Gollancz Ltd.,1934,p48.中译本由求是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陈时伟等。后来，该书中译本数种相继出版，质量参差不一，本文引用的是较好的求是出版社版本。

④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按：此书叙述详细，但遗憾的是没有提供史料出处。

⑤1988年，《我的前半生》由詹纳(W.J.F.Jenner)以From Emperor to Citizen:The Autobiography of Puyi,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之名译成英文。弗朗西斯·伍德(Frances Wood)将其与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予以比较后，指出庄士敦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观察所做出的结论很多是含混不清的。参见Book Review.The China Quarterly,No.11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660.

⑥辛亥革命期间，一些地方的满族军民遭到扩大化的杀戮，如新军和哥老会在西安发动起义时，不仅驻防旗兵伤亡惨重，而且“满城”旗籍平民也遭到杀戮，整个“满城”化为一片焦土。

⑦民国政府没有兑现搬迁小朝廷到颐和园的承诺，固然是由于财力困难，但是内中也包含着防止小朝廷利用移居颐和园而脱离民国政府控制，甚至出逃居庸关的深度考虑。当时颐和园与北京市区交通不便，加之京郊曾多次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故小朝廷移居颐和园并不比居住紫禁城安全。

⑧据李尚英研究，清末紫禁城内太监人数已经不足定额，光绪十三年(1887)，太监人数是1 693名，为定额的80%。参见李尚英：《清朝典制》第73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由此可知，小朝廷太监人数更是远不及这一数目。

⑨王照曾说：“隆裕自甲午前即不礼皇上，虽年节亦无虚文。”见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乐斋漫笔(外二种)》(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第10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⑩清朝为避免嗣皇帝和先帝妃嫔发生暧昧关系，规定太妃太嫔必须与嗣皇帝回避，直至50岁才可与嗣皇帝见面。参见李尚英：《清朝典制》第59页。

(11)《盛京时报》称：“清太后薨逝，后宫即称瑜贵皇太妃为皇太后。因瑜妃为同治帝之妃，而宣统帝系兼祧两庙，故隆裕薨后，故瑜妃称为皇太后，盖当然有此资格。惟清帝目前仅颁穿孝谕旨一道，至奉瑜妃为皇太后之旨，刻尚未降云。”《盛京时报》，1913年2月28日。

(12)据称，清朝内务府本府及所属各司院处有50多个机构，各级职官3 000多名，还不包括匠役军丁和太监。参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13)按：“中国最后一个太监”是北京作家贾英华的判断，不确。感谢匿名审稿者的指正。

(14)20余年后，配合日本人扶持溥仪成立伪满政权的罗振玉还振振有词地说：“在昔光宣之间，虽政治衰弱，然有苛税百出，不恤民命如今者否？有征缮不已，千里暴骨如今者否？有伦纪颓废，人禽不别如今者否？有官吏黩货，积资千万如今者否？有盗贼横行，道路不通如今者否？凡是之类，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罗振玉：《雪堂自述》第6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溥仪离开紫禁城后，仍然对张作霖抱有厚望。1926年，溥杰与张学良结识，打算“投笔从戎”，加入奉军，以图立功、进而掌控听命于己的武装。由于奉军被北伐军击败，张作霖又被日军炸死于皇姑屯，溥杰未能如愿。参见溥杰：《溥杰自传》第2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16)参见金友之：《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此文以《访逊清摄政王载沣的谈话》为题，收入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7)1925年1月孙中山扶病进京，载沣派人送筵席酒食，为孙中山洗尘。孙中山派马超俊前往醇王府答谢，稍后孙中山本人“拖着重病之躯再次来到北府拜访载沣”。见丁进军《记孙中山与载沣的两次交往》，载《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2期。

作者介绍：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433；孙昉，商务印书馆编辑，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710

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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