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作者：陈潇潇安同良

学海 2015年07期

约瑟夫·A.熊彼特是20世纪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第一阶段(1949年之前)：熊彼特思想的初步了解

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研究熊彼特的中文文献只有王惟中教授的“熊配达J.Schumpeter之利息理论”(王惟中，1943)和“熊配达J.Schumpeter之经济发展学说评论”(王惟中，1947)。这也是仅有的在熊彼特去世之前中国学者对其思想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篇文献资料。据贾根良(2013)考证，当时没有熊彼特经济论著的中文版，中国学者对其经济学说的研究主要根据他的原文著作，由此推断出王惟中教授参考的应该是熊彼特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

王惟中教授的“熊配达J.Schumpeter之利息理论”发表于《中农月刊》1943年第4卷第8期，同年同名论文编入梁庆椿主编的《近代金融学说》。在该文中，王惟中教授重点评述了熊彼特的利息理论，对比了庞巴维克、卡塞尔、马歇尔和费雪等经济学家的利息理论，得出熊彼特理论“近于现实、握有中心、内容充实及体系完整”①的四点优势。王惟中对熊彼特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评价：“就熊氏研究之方法观察，纯粹经济学，实由熊氏而登峰造极，其体系之完整，殆无以过”。②而1947年发表的“熊配达J.Schumpeter之经济发展学说评论”则是集中介绍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陈述作者的个人观点，并对照该理论评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度和文化。

王惟中教授的这两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熊彼特的文献。虽然距今年代较远，但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研究却非常系统、深入和准确。文章不仅探究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根源和特色，还与其他经济学说进行了对比，在熊彼特经济学说回归中国学术界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代表了中国学者对熊彼特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二阶段(1949-1989年)：熊彼特思想的逐步引入

新中国成立后，熊彼特的主要著作除了《理论经济学性质与精要》外，都有了中文译本(表1)。电子工业出版社也于2013年出版了该书。根据中国知网统计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研究熊彼特的文献中直接引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的有6篇。该书最早是由李瑞芝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的“试析熊彼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评价”一文中加以引用的。其后，此书引用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关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经济学说史(江春泽、张宇燕，1987，1988)、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体系(傅钧文，1984；范家骧、高天虹，1988a，1988b)、劳动价值论(汤在新，1996)、经济哲学史(杨建飞、刘宏雄，1999)、经济政策史(陈祖洲，1997)等。进入21世纪，该书的引用率增长较快，近四年引用该书的中文文献每年都在10篇以上。主要驱动因素来自国内马克思研究热潮的兴起。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是熊彼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由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绛枫翻译、张培刚教授作序。这是熊彼特的学术思想第一次被介绍给中文读者。吴良健于1999年重译了该书，译名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并由商务印书馆在2009和2012年两次再版。虽然翻译的版本略有不同，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通常被认为是综合地表达了熊彼特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观点。根据中国知网的文献引用记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被引频次为386次，其中大部分文献都是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而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引用数量较少，创新研究方面的引用率更低。这说明熊彼特的创新与产业组织理论并没有在国内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创新学者对该书的重视程度不够。

这一时期，除了引入熊彼特著作的中文版本，评述熊彼特学说和理论的研究也开始出现。研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熊彼特的理论体系研究(傅钧文，1984；大野忠男，1984；伊达邦夫，1984；陶文达，1985；范家骧、高天虹，1988a，1988b)、企业家创新与技术创新研究(唐岳驹，1981；王慎之、邱兆祥，1985；余志罡，1986；陈其广，1987；丘衫，1989；亚青，1989；贾蔚文，1989)、信用理论研究(盛松成，1985；李忠宽，1989)、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赵涛，1987；谭慧，1988；孙裕生，1989)。此外，还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1期上张启新整理的熊彼特著作目录。这段时期属于熊彼特学说的引入阶段，中国学者自身的理论贡献相对较少。

第三阶段(1990年-2007年)：熊彼特思想的多方位传播

(一)熊彼特经济学在理论界的传播与发展

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熊彼特的重要代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作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该书由何畏和易家详翻译，张培刚、易梦虹和杨敬年等著名经济学家承担校译工作。《经济发展理论》的出版为此后中国演化经济与创新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该书的中文版是国内熊彼特著作中中文引用率最高的一本，同时也标志着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熊彼特的著作出现了不同版本的中译本(表1)，打破了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的局面，并且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对熊彼特个人的研究。

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本熊彼特传记是《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作者殷凤，于2001年出版。该书介绍了熊彼特的主要经济思想，包括生平、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并附有熊彼特生平简表和主要著述。2006年，徐则荣出版了《熊彼特》，同年又推出了《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书中突出了熊彼特在创新理论方面的贡献。

1991年，商务印书馆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1次印刷版翻译出版了熊彼特的鸿篇巨作《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张培刚教授作了中译本序言。序言彻底摒弃了之前中文著作中对熊彼特及其经济学说批判为主的基调，比较客观地评价熊彼特为“一位综合一切经济部门的大师和一位博学的学者，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保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称《经济分析史》是“一部内容广博、宏大的著作”，“学术性极强，可说胜过西方已经出版的其它任何一本关于‘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专著”。③《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中文版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至此熊彼特的这一代表性著作完整地与中文读者见面。

(二)新熊彼特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92年，由多西等编著的《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以技术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熊彼特学派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1997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新熊彼特学派为主的“演化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而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和评价演化经济学的文章是贾根良1999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的“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技术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熊彼特在创新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演化经济学两个原创性的流派是新熊彼特学派和老制度学派。国内研究新熊彼特学派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洪银兴、安同良等；老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张宇燕、贾根良和张林等。

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较早研究熊彼特学说和新熊彼特学派的学者。他在1990年出版的《发展经济学通论》提出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创新，并在2008年和2010年先后出版了《转型经济学》和《创新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盛昭瀚和蒋德鹏(2002)合著的《演化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演化经济学的著作。安同良是我国较早将新熊彼特学派思想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研究的学者。他发表在《当代财经》杂志上的“企业技术能力：超越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安同良，2002)为我国整体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随后陆续发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选择”(安同良，2003)、“中国制造业企业R&D行为模式的观测与实证”(安同良，2006)、“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安同良，2009)等一系列文章，将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微观主体相结合，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从早期的被动引入，升级为原创贡献。

与熊彼特经济学和新熊彼特学派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不同，老制度学派的传播相对缓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张宇燕1992年和1993年连续出版的《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载《现代西方经济学前沿专题》；贾根良(1999)的《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和《制度变迁理论：凡勃仑传统与诺斯》；张林(2002，2006)的《谁是制度经济学的正统：论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以及2006年出版的研究专著《新制度主义》。

(三)熊彼特学说传播与发展的计量分析

这一时期，研究熊彼特的期刊文献开始大量涌现，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呈现明显上升势趋。我们以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作为平台，搜索有关熊彼特的文章。在期刊年限上不作限制，数据库更新时间截止到2014年9月。因为某些期刊没有或者在某些年份没有摘要和关键词，如果采用摘要和关键词方式进行检索则不能准确反映研究现状。如果检索条件为主题，模糊匹配，则结果不能反映是否直接讨论熊彼特的议题。本文以“熊彼特”为检索词，分别以篇名模糊匹配模式和主题精确匹配模式进行跨库检索。最后检索到专门性文献有250篇，相关研究文献1354篇。

本文主要对熊彼特思想的专门性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资料大全

1.年度论文数量

我国对于熊彼特及其理论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是唐岳驹1981年发表在《世界经济》第9期的“熊彼特和他的‘创新理论’”。第一篇学位论文为华中科技大学钟春平2004年完成的“创造性破坏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个延拓与应用”。2001年起，国内关于熊彼特的研究开始快速增长。2001-2014年9月有关熊彼特及其学说的文献共179篇，占文献总量的82.49%，其中期刊文献有169篇，占期刊文献总量的81.64%。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的出台，学者们对于熊彼特学说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相关研究呈现出加快增长的趋势(图1)。

图1 CNKI发表熊彼特研究文献的年际分布

2.文献来源区域分布

统计的217篇文献(期刊和硕博士论文)中，能追溯到所在区域的191篇，其中，北京市、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湖北省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相对活跃(图2)，尤其是北京发文量为41篇，占文献总数的21.47%；江苏位居第二，发文量为23篇，占总数的12.04%。以上5个省份的文献发表量为103篇，占比为53.93%。相比其他省份，可能是这些省份高校较多或者经济比较发达，对于区域创新或者企业技术创新的探索更为广泛和积极，并且这些地区大多探索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创新发展模式，如深圳城市创新模式、南京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等。

3.期刊分布

统计的207篇文献分布在165种期刊中，平均每种期刊发文数量在1.25篇。在期刊类别上以经济类期刊为主，共发文102篇，占到文献总量的49.28%，说明熊彼特学说已成为经济类期刊关注的重点。这一现象从排名前20位的期刊分布也可以看出来，表2中经济类期刊已远远超过半数。其次是高校学报类期刊与综合类社科期刊，发文量分别占到15.71%和14.42%，共计62篇，说明各级院校和研究部门对此课题也非常关注。再者是管理类、社会学类、工程科技类以及其他类别期刊的发文量分别占总数的8.21%、6.63%、1.93%和3.82%。其中，其他类别包括农学类、信息科技类、考古学类期刊等。可见有关熊彼特学说的研究成果分布广泛，逐步延伸到各个领域。

分析排名前20位的期刊，包含了《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经济科学》等这些高质量的期刊，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形成数量与质量上的双重保障。

图2 CNKI数据库发表熊彼特学说文献的区域分布

4.作者分布

首先，在所统计的期刊文献中，学者独著的论文143篇，占全部文献的69.08%，合著论文64篇，占30.93%，合作度一般。其中以两人合著为主，占总文献的26.57%；三人合著论文占4.35%；4人及以上合著论文仅一篇。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促使不同学科的交流，擦出学术火花，增强创新性。即使同一学科内的合作也有助于深入挖掘研究问题，促使研究内容往纵深发展。而国内学者对于熊彼特理论研究方面的合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其次，在217篇统计文献中(期刊文献和学位论文)，署名文献量为213篇(未署名4篇)。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有8位作者，均为2篇，其余作者发文量为一篇。可见，中国尚未形成熊彼特学说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体。

第三，总结核心研究机构，包括发表期刊文献的研究机构和培养硕博士的研究机构，以文章作者所在第一单位的发文量为标准对检索结果进行统计分析。213篇文献的作者来自于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企业、银行等共121个单位。其中，研究熊彼特学说的主要机构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图3)，共公开发表文献83篇，占文献总量的38.97%(表3)。这说明我国熊彼特学说研究的主要群体还是从事于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其中南京大学发表的文献数量最多。其次，核心研究机构大都分布在上文分析结果中的研究最活跃省份和城市。再者，与前几年单一学科、单一部门研究不同的是，近几年呈现了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研究，政府部门、银行系统和企业管理者也开始关注熊彼特。我们将核心研究机构和其所发表的文章主题相结合来分析，发现高等院校侧重于熊彼特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而统计局和银行机构侧重于熊彼特思想应用实践方面的研究。

图3 CNKI数据库发表熊彼特文献的机构类型

5.研究内容分析

整理出的217篇文献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关于熊彼特学说史、创新、企业家精神、创新型寡头垄断竞争、经济增长、演化经济学、精英民主、金融危机、新熊彼特主义等9个方面。其中，熊彼特学说史方面的文献18篇；创新方面的文献67篇；企业家精神方面和精英民主方面的文献同为30篇、创新型寡头垄断竞争方面的文献9篇、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31篇、演化经济学方面的文献16篇；金融危机方面的文献9篇；新熊彼特主义方面的文献7篇。这9个研究主题中，创新的研究最多，占文献总量的30.88%，经济增长为14.29%，企业家精神和精英民主的讨论皆为13.82%。这四大主题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另外，在研究方法上，217篇文献中定量研究只有23篇，占10.6%，2006年之前未出现熊彼特的定量研究文章。可见，定量研究远远少于定性研究，较多的成果仅在表面进行扩展和堆积。

第四阶段(2008-2013年)：熊彼特学说的组织化传播

2008年3月，第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会议”在武汉召开，标志着熊彼特学说在中国进入有组织发展的新阶段。至2014年5月，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已经成功召开六届，年会的规模和影响力逐年扩大，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重要的年会之一，对进一步推广和深化熊彼特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召开的同一年(2008年)，陈劲和王焕祥编著了《演化经济学》，这是国内第一本演化经济学教材；同年创办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每期刊出十篇左右的文章，已成为中国期刊网(CNKI)的来源刊物，其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几年的论文在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的转载率约为30%。至2014年，该评论已累计出版了11辑。此外，2009年，受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委托，刘志高和崔岳春创办了中国演化经济学研究网；2012年浙江大学成功召开了第十二届“学习、创新与能力建设经济学全球网络”年会。这都标志着以熊彼特学说为基础的新熊彼特学派和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在中国得到了蓬勃发展。

这一阶段，中国学者更加注重将熊彼特学说与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相结合，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与熊彼特或其创新理论相关的著作(表4)；同时也翻译了许多国外优秀学者关于熊彼特的研究成果(表5)。

除了熊彼特的研究专著之外，中国学者编写的许多经济学说史书籍中也对熊彼特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王志伟(2002)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姚开建(2003)主编的《经济学说史》(2011年再版)、杨虎涛(2011)的《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白瑞雪(2012)的《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进》、张旭昆(2012)编著的《经济思想史》等都用了较多篇幅来介绍熊彼特的生平、著作、理论贡献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对他的评论。

与此同时，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也不断向前推进。代表性文献有贾根良(2011，2013)的《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以及黄凯南(2009，2010)的《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和《主观博弈论与制度内生演化》等。

第五阶段(2014年至今)：南京大学中奥熊彼特创新中心成立

借助南京大学中奥熊彼特创新中心在中国的成立，熊彼特学说在国内的传播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中心研究成果的丰富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长，熊彼特研究开始步入专业化和集聚化阶段。

南京大学中奥熊彼特创新中心是依托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大学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学科，联合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熊彼特中心成立的，是一个开放的、敏捷的、联盟式的动态成长的国际研究中心，整合了有志于进行学术创造的中奥中青年教师与研究生，通过科研项目对接、讲学与讲座、学生交流、熊彼特夏令营、文献翻译、出版、熊彼特经济咨询网等，每年对一两项建设目标进行集中攻关。中心以研究熊彼特创新思想、创新经济学理论及中国经济创新驱动的路径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引，以培养创新经济学研究队伍、产出国际化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构建提供创新驱动对策建议的智库为绩效导向，以构建中国创新经济学为目标，致力于推动熊彼特学说和中国创新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对话。目前，中奥熊彼特创新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分别为南京大学的洪银兴教授和安同良教授。委员会已聘请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熊彼特中心主任海因茨·库尔茨教授为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本文梳理了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学者对于熊彼特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并将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为连续递进深入的五个阶段。未来，中国学者应进一步引入国外学者对熊彼特经济学说做出的卓越研究成果，继续从事熊彼特经济学、新熊彼特学派与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挖掘熊彼特经济学的“深层结构”，从源头上推进熊彼特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

①②王惟中：《“熊配达J.Schumpeter之利息理论”》，载梁庆椿编《近代金融学说》，1943年，第21页。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页。

作者介绍：陈潇潇，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lisa_chxx@sina.com，南京 210093；安同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atliang@nju.edu.cn，南京 210093

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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