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2日深夜,一道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把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分割德国东西阵营的标志――柏林墙。 中国论文网 https
1961年8月12日深夜,一道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把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分割德国东西阵营的标志――柏林墙。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xzbu.com/7/view-8446673.htm 柏林墙历经28年,经过4次扩建,在前东德最高领导者埃里希・昂纳克被迫辞职19天后,即1989年11月9日被推倒。
塑造“民主斗士”形象
1912年8月25日,昂纳克出生于德国萨尔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小镇一名政治活跃的矿工,先是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后在“一战”结束,转而加入德国共产党。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昂纳克在10岁时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青年斯巴达克同盟, 14岁小学毕业后,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17岁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成为了正式党员。由于表现突出,并获得了去莫斯科学习一年的机会。一年后,他成为了该党在萨尔地区的领导人。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在全德国范围内禁止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的工作只能在地下进行。同年夏,西部城市埃森的领导班子遭到逮捕,昂纳克受命重新在此建立共产党组织。在1934年2月15日,昂纳克因发传单被带到了警察局,但未能查出什么证据,就把放他走了。后来,组织遭到了出卖,便逃亡荷兰阿姆斯特丹暂避。
1935年春,德国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委派此刻身在法国巴黎的他接替柏林地区领导人布鲁诺・鲍姆,因其名声比较大,又是犹太人,所以处境十分危险。8月,昂纳克从巴黎回到柏林,结果在年底被捕。
在19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传《我的经历》一书中,昂纳克这样描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
1935年12月3日,团中央的女交通员莎拉・福多罗娃从布拉格来。她交给我一张行李提取单,对象是德共和共青团的报纸和伪装书。当晚,我到安哈尔特火车站行李寄存处提取这些材料,接过箱子时,发现有人盯梢。我坐上出租车,终于在柏林动物园车站摆脱了跟踪,可是第二天,我在离开威丁区布鲁塞尔大街的住处时还是被捕了。几乎与此同时,布鲁诺・鲍姆、莎拉・福多罗娃等6名共产党员也一同入狱。
昂纳克立刻被带到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缩写的音译)总部接受审讯。他还在自传中写道:
无论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是持续一年半的、没完没了的审讯,都不能使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敌人虽然用尽了种种阴谋手段……也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身份。
然而一批关于昂纳克在“二战”时期经历的秘密档案被解禁,真相得以曝光,显示遭受审讯期间,“主动交代了相当广泛的内容,牵连了其他被捕的同志”。
不仅如此,在被判入狱两年之后,昂纳克还请求父亲为他呼吁赦免。老昂纳克亲自向纳粹政权写信,请求赦免,并声称自己的儿子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信仰”,请求被纳粹驳回。
1942年,昂纳克再次要求父亲为他求情,于是,老昂纳克又找到纳粹官员,声称儿子已经做好了“成为元首的战士,到前线服役”的准备。
关押昂纳克的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典狱长或许是收了老昂纳克的“好处”,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在我的印象中,昂纳克是个诚实而严谨的人。他说,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理想目前已经实现,现在别无他愿,只要求到前线服役,以证明自己的内心确实发生了转变。”
也许是时运不济,信投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就这样,昂纳克一直在监狱里待到1945年,纳粹灭亡后才逃出监狱。
直到“二战”结束后,他加入了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队伍。乌布利希刚刚结束流亡莫斯科的生活,返回东部德国。
1949年,乌布利希在苏联占领区内成立了民主德国,并成为其第一任领袖。
走向独裁之路
自由后的昂纳克,在苏占区从事青年运动,并参与创建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1946年任该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1946年4月苏占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合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50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5年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回国后任党中央安全委员会书记。1961年,根据党中央决定成为建造柏林墙的决策和组织者。
在得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支持后,埃里希・昂纳克于1971年5月3日作为瓦尔特・乌布利希的继任者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随后在1976年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从1976年10月29日同时继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从此,昂纳克开始了他的独裁之路。上台后的昂纳克,通过恐怖的特务机关史塔西(国家安全机构)对整个社会的异见者和社会活动进行着严密的监控和压制。国家教育机构被要求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培养社会主义特性的人才。政治权力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掌握,其对各岗位的干部选拔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他政党仅能通过统一社会党领导影响下参与政治活动。
经济方面,他加紧推动国家和中央集权经济。在其治理下,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成为了统一社会党的主要任务。工作重心是为工人提供体面的住房,同时增加了缩短工作时间、延长产假和完善托儿设施等鼓励妇女就业的措施。东德家庭拥有冰箱、电视机等重要消费品的比例显著增加。到1976年最低工资增加到400东德马克,最低退休金增加到230东德马克。然而,在刺激经济和消费的同时,民主德国不得不从联邦德国接受上亿的信用贷款,使基本的生活水平得以维持。
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起了民主德国经济加速衰退。彩电、冰箱和洗衣机和西方相比不仅相对昂贵,并且等待时间漫长:“一台洗衣机的交货时间最长可达三年,一辆特拉贝特轿车需要等待至少十年。”
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经济上的问题导致了东德居民的不满情绪,在昂纳克拒绝效仿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后,东德的离境人数开始增加,并爆发了持续的抗议活动。 总喜欢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授一大堆勋章的埃里希・昂纳克,几乎得到了民主德国所有的重要荣誉勋章,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勋章、一等祖国荣誉勋章,劳动旗帜、劳动英雄和苏联最高荣誉勋章列宁勋章。
在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之际,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经过仔细筛选的。然而,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稳定,1989年10月17日昂纳克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议,此次会议上,米尔克指出昂纳克必须对大部分民主德国的弊端的形成负责。他甚至威胁说:“若昂纳克不辞职,他就抖出这些秘密材料,让昂纳克声名扫地。”这种情况下,昂纳克不得不做出辞职的决定。第二天,昂纳克宣布辞职,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贡・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位。
面对凄惨晚年
随后数周里,民主德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他只能坐在电视机前默默观看。11月9日深夜,冷战象征柏林墙倒塌。12月3日,他被开除出党,到此时他的党龄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与此同时,对他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住所四周布置了岗哨,电话被切断,本人也失去了行动自由。起诉书指控他滥用职权,随后又增加了叛国罪以及他在冷战时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杀害那些试图逃避昂纳克政权的192位德国人。
此后五年里,昂纳克的生活有如时光重现,岁月倒流,重新经历了一遍三十年代的生活。那时他作为共产党员,压力愈大信仰愈坚定。现在他又要重新接受审讯,锒铛入狱了。区别是这次调查拘捕他的不是盖世太保或人民法庭,而是无孔不入的记者和民主德国的司法人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越发不适。医生诊断他无法适应审讯的条件。以前对他患有肝癌的怀疑现在也得到了证实。1990年1月他接受了早已计划中的手术,术后18天就被从医院赶了出来。国家司法机关唯恐昂纳克利用出院到拘捕令下发这一段时间耍手腕逃避对他的调查,因此在他出院当天下发了拘捕令。
此时,昂纳克的住所租约已经到期,他无家可归。一对好心的牧师夫妇接纳了他,认为只有教会才能保护昂纳克夫妇不受外界干扰。他在那里并没有住多久。1990年3月他主动请求驻德苏军提供保护。苏军在比利兹野战医院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个住所,甚至还雇佣了一个女孩收拾家务。
在比利兹避难期间,昂纳克经历了民主德国的消亡,两德统一,他所亲手缔造的国家已不复存在。随着事态发展,德国土地上的苏军将全部撤走,昂纳克夫妇也指望不上苏军的庇护了。 1991年3月,驻德苏军司令部收到苏联国防部的一道命令,司令员布拉科夫将军向总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将军传达了这项命令,将昂纳克夫妇从比利兹野战医院迅速带到苏军军用机场。库兹涅佐夫将军在机场请昂纳克夫妇前往莫斯科,此时自身尚且难保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将他弃之危难于不顾。
昂纳克夫妇到达后被安置在一位苏共政治局委员住过的林中别墅里。两人在这里也没能待多久。8月15日,莫斯科强硬派分子发动了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政变虽以失败告终,戈尔巴乔夫也元气大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强权人物。政变期间他最后一次对戈尔巴乔夫施以援手,解决掉政变分子之后就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完全合法的手段向戈尔巴乔夫夺权了。昂纳克预感局势不妙。
12月14日,俄罗斯司法部长限定他在三日内离境,届时如拒不执行将被强行引渡回联邦德国。昂纳克眼下只有一个选择,与妻子一起逃进智利驻苏大使馆,作为智利大使阿尔梅达的客人。阿尔梅达曾于七十年代,在民主德国避难。阿尔梅达为昂纳克提供了庇护,使其在智利驻苏使馆中待了七个月,在此期间健康状况出现危机。
此前柏林的国家检察机构正在起草针对他的起诉书。1992年5月,当他们前来莫斯科正式提出引渡要求的时候,智利方面慑于联邦德国的压力,于29日“赶出”了昂纳克。昂纳克最终被带回了联邦德国,妻子则乘机飞赴智利与女儿团聚。
1992年11月12日,莫阿比特刑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分两个部分进行,前一部分没有太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昂纳克在庭上两度中风晕厥过去,庭审不得不数度中止,此后程序极为漫长。此时的昂纳克已病入膏肓。
昂纳克在法庭上用仅有的气力辩护称,他至死也不会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为什么会有那多本国公民掉头而去,用脚投票抛弃了民主德国。谈到三十多年前他一手建起的柏林墙,他说这是一个“与北约相比相对弱小的组织动用军事手段保持力量平衡不得已而为之的象征”。但他绝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依靠了柏林墙才得以生存下去的事实,宣称建造柏林墙本身就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愿意就可以比资本主义制度做得更好的象征……”。
辩护后的休庭期间,昂纳克最新病情诊断结果也拿来了,“昂纳克先生的身体状况正处在生死攸关的路口,死亡的几率很可能将大于生存的机率,医生预测他的生命顶多还能维持三至六个月”。
几天后,柏林市立法院做出决定。明确无误地谴责了地方法院迄今为止仍未停止审判昂纳克的做法,命令立刻停止审判放人出狱。1993年1月13日,昂纳克获准前往智利圣地亚哥与家人团聚。
此后昂纳克的病情不断恶化,不久后体内开始拒绝接受任何营养。1994年春,体重减少到不足40公斤。同年5月29日,生命走到了尽头,终年81岁。
昂纳克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这位曾经反抗独裁的斗士到死或许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从“一个好党员”渐渐成为了一名独裁者。
编辑:陈威
[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从反独裁到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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